《離騷》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

　　第一段。通過自敘的筆法，提出了積極用世的人生觀。

　　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國宗室之臣;詳紀生年和名、字的由來，強調稟賦的純美。這和愛國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就成為屈原生命中進步的動力。奠定了他那種堅強不屈的戰斗性格的基礎。接著敘述他對待生活的態度。由于熱愛生活，所以特別感到時間的易逝，生命的短暫;因而孜孜不倦地培養品德，鍛煉才能，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明確的目標，在楚國政治改革中，貢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以及事君不合的經過。

　　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著陳堯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會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負的士大夫，他們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統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須爭取楚懷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懷王的態度是不堅定的。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開了屈原和“偷樂”的“黨人”之間的劇烈斗爭;同時，懷王的聽信讒言，也就決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觀遭遇，為下文提出張本。

　　第三段。敘述自己在政治斗爭中的客觀遭遇，并分析其原因。

　　綜合起來，有下面幾層：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單靠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爭取君王的合作，必須培植人才，廣結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這方面作了充分的準備。可是想不到“眾芳蕪穢”，致使他的計劃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黨人”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們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異己，只不過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堅持理想，則是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艱”。這里，他強調法度繩墨，進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這和腐化沒落的貴族勢力絕不相容，因而這一斗爭是不可調和的。第三，在這樣不可調和的斗爭中，懷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長了邪氣的高漲，造成了群小進讒的有利條件。第四，從邪正不能相容，預測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強調不屈服、不妥協的頑強精神，并準備為此而不惜作任何犧牲。下文展開了劇烈的思想斗爭而終于取得勝利，就是確立在這樣一個堅實基礎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說，既然理想不能實現，則退隱可以獨善其身。

　　為個人計，又何嘗不心安理得?可是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逃避現實的態度，和屈原的個性是絕不相容的。這使他暫時寧靜下來的情感又掀起無限的波瀾;在波瀾起伏中，一層一層地展開了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苦悶與追求，以及在這種心情中的斗爭過程。從這段起，所寫的都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反映，并非事實的敘述。

　　第五段。敘述女媭的勸告。

　　她指出處于沒有是非曲直的社會里，屈原如果不改變他那種孤忠耿直的作風，是不會見容于當世，而且會遭到殺身之禍的。她是屈原人世間唯一的親人，她所說的也是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可是她的話僅僅是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提高到思想原則上來說，她對屈原卻缺乏本質上的認識。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內心深處的痛苦又向誰去申訴呢?于是詩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見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來傾吐衷腸了。他征引了豐富的史實。主要是為了證明他所堅信不渝的一個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歸于覆亡，只有“義”和“善”，“循繩墨”“舉賢能”才能使國祚昌盛;而他所堅持的，正是關系楚國國運興衰的根本問題，他自然不能聽從女媭的勸告，作明哲保身之計了。“陳詞”中的反復論證，即第二段“彼堯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內容的具體發揮。這種認識所構成的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就使得屈原更進一步表現出一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的頑強信念。和其他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樣，他是“百變而不離其宗”，決不可能放棄他的主張的。這種主張在現實環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進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動的領域里開拓了一個更為寬廣的世界，把極其深刻而復雜的內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寫幻想中的境界，借求愛的熾熱和失戀的苦痛來象征自己對理想的追求。

　　綜合它的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愛國之深，盡管在上述惡劣環境中備受各種打擊，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鍥而不舍的。這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亦惟有愛情的追求能仿佛其萬一;因而就產生了以“求女”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這種上天入地馳騁幻想的表現形式。第二，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須爭取統治者的信任，正如愛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須有其具體的追求對象一樣。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間的佚女，她們的身份不同，但在她們的身上同樣可以寄托愛情;也如楚國統治集團當中的任何一員，都有可能通過他們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舊說，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是所謂“女”，決不僅僅是象征 “君”。張惠言認為這一段是說“以道誘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為切合原文文義。至于哪一類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種人，則文學作品里的藝術形象不同于哲學社會科學的邏輯思維，是不可能刻舟求劍機械地加以分類的。第三，屈原求愛的心情是熾熱的，可是他選擇對象的條件則是極其苛刻的。他不僅追求美麗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質。那就是說，政治上的結合必須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同時，即使有了適當的對象，又必須通過媒介的關系。那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決不肯枉尺直尋，不擇手段以求進身的.。愛情的熾熱和求愛條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點;失戀的苦痛，就是在這個焦點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回答他滿腔熱情的只是空虛和幻滅，悵惘與彷徨。他在幻覺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濁不分，蔽美稱惡”的丑惡現實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極度苦痛的復雜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去和留的問題而加以分析。

　　戰國時代，是中國大一統局面出現的前夕，當時所謂士，為了實現其理想，政治活動的范圍并不限于本國。求謀個人功名富貴的“朝秦暮楚”的蘇秦、張儀之徒固不用說，就是儒家的大師孟軻也是終身過著“革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生活。荀卿則以趙人終老于齊。法家的韓非、李斯也都不是為故國效力。

　　以屈原所具備的卓越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當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理想不可能在本國實現的時候，考慮到去留的問題是非常自然的。這一段分三個部分：首先是問卜于靈氛，接著取決于巫咸。巫咸和靈氛對同一問題的看法所得出的兩種不同的結論，再一次地引導屈原把楚國的現實和自己的處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在于整個環境的日益惡化。盡管自己能堅持理想，決不動搖;但留下來，希望又在哪里呢?結果，靈氛的勸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暫時的優勢;于是他就沖破了楚國的范圍，進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慮接受靈氛的勸告以后，在迷離恍惚的心情中展開了最后一次的幻想。

　　幻想終于破滅，這樣就結束了全篇。綜合其內容，有下列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表現在本篇里，屈原的內心矛盾正如蠶的作繭自縛一樣，愈來而愈益錯綜復雜，無法解脫;而這錯綜復雜的矛盾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沿著一條線索逐步向前發展的。那就是個人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如何求得統一的問題。假如單純為了不忍去國，則留下來而采取一種消極逃避的態度;盡管在極端黑暗的現實環境里，又何嘗不能作和光同塵，明哲保身之計?但這是屈原所萬萬做不到的。

　　假如單純為了抒展個人的政治抱負，則屈原的主張正符合于大一統前夕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司馬遷所說的，“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本傳贊)但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觸到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個人的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的不但無法統一，而且引起了正面沖突的問題;這樣就把矛盾推進到最高峰，而無可避免地使得馳騁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絕望而又無法離開的土地上。第二，在這段里，極馳騁想象之能事，浪漫氣息非常濃厚。這是屈原靈魂深處苦痛的絕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顫抖，這種精神活動，盡管迷離恍惚，空闊無邊，但它所反映的現實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

　　在準備離開楚國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飛翔的幻想始終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確地說，“指西海以為期”，這決不是偶然的。中國民族來自西北高原，蒙昧時期，我們祖先的活動是以西北地區為起點。因而遠古的神話傳說，絕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侖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帶。這是從我國最早的民族發展史上所形成的一個古老的神話系統。到了戰國后期，隨著生產的發展，疆宇的開拓，東方文化中心的齊國，以陰陽家鄒衍為代表又出現了一支以瀛海、蓬萊為中心的新的神話系統的萌芽。秦漢以后，有關神話傳說才漸漸由西北轉向東南。楚國在當時是保存遠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國家，因而以神話傳說為背景的屈原的創作，自然是詳西北而略東南。這僅僅是從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歷史意義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現的語氣結合著當時的客觀現實，則其中透露出一個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隱約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國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