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李白對故鄉的認同感與傳統士人存在明顯差異, 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當作“客”也即“行旅者”。在其二入長安的時候, 李白的“客寓意識”得到進一步深化并最終構成以此為基礎的詩思, 特別是“謫仙”這個稱呼促成了李白詩歌風格和言論舉動的自覺化。大約是在天寶元年 (724) , 李白在長安的紫極宮從賀知章那里得到“謫仙人”這一稱呼, 李白本人對這個稱呼也非常喜愛, 可以說, 這個稱呼暗合了李白的某些人格理想。日本學者松浦友久在分析“謫仙人”的意象結構后, 認為其主要屬性可歸納為如下三點: (一) 才能的天才性；(二) 對社會關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三) 言論舉動的放縱性、非拘束性。其中, “對社會關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意即當事人是由天上世界一時流謫人間的仙人, 他有條件免去成為現實社會的恒常主體者 (責任分擔者) 。綜觀李白一生, 他無論是對婚姻、家庭還是朋友, 都很少執著于某個特定的人并將其特定關系持續到最后。他不僅無須維持恒常的社會關系, 同時, 他又會向著與這種癡迷執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這不能不對他的詩風造成特殊的影響。

　　歷來對李白詩風的評價給人最深印象的是“飄然”“飄逸”。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中說：“白也詩無敵, 飄然思不群。”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中說：“神仙會集, 云行鶴駕, 想見飄然之狀。”嚴羽《滄浪詩話》中評道：“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 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些評價都說出了李白“不群”的非執著癡迷的精神狀態。可以說, 是李白獨特的故園情思造就了他這種特殊的精神狀態, 從而培養了他獨特的詩風。

　　綜上所述, 李白對故鄉四川的感情也即本文所謂“故園情思”較之傳統士人有其獨特的一面, 在形成這種獨特的“故園情思”的眾多原因中, 李白的家世及由之產生的客寓意識、李白的人生態度和儒家思想對李白的影響三點最為突出, 它們相互交織作用形成了李白獨特的“故園情思”。這種“故園情思”也造就了李白獨特的詩風。

　　隨著人類步入工業乃至后工業社會, 鄉國意識賴以生成的社會基礎逐漸消失, 人們的鄉國意識逐漸淡薄, 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執著于故鄉家園, 從這點上看, 或許可以說, 李白是“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