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李白詩歌風格的多樣化，前人多認為來自于對鮑、謝的學習，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過對李白詩歌的分析，認為李白是在考慮了唐詩的傳播方式以及詩歌的傳播對象后而創作的，因而對其詩歌風格產生了影響，目的是為了制造特定聲譽以獲得社會的承認和皇帝的賞識，從而走上仕途，建功立業。

　　論文關鍵詞：李白　詩歌風格　傳播因素

　　一　前人對李白詩歌風格形成原因的認識

　　李白在世時已名聞宇宙，以匹夫而動九重，詩名之盛遠非時人可比，“千載獨步，唯公一人”。論及李白詩歌風格，千載以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將其風格概括為一個“奇”字;元鎮說李白的風格是“壯浪縱志，擺去拘束”,滄浪詩話》貝組謂“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將其歸于飄逸一類;王世貞《藝苑厄言》卷四云:“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現在一般文學史和研究者多以“飄逸”總括之。至今一些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仍然采用“飄逸”之說概括李白的詩風。

　　其實，李白的風格有其多樣性。朱熹說曾說“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抒發性靈，寄托規諷”的五十九首古風就不都是“飄逸”的，恐怕是以古樸厚實為主。這一點不但從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的評論見出消息，而且從“自風騷以迄太白，皆一線相承”的贊譽亦能悟出道理。又如李白140多首樂府詩，有人跟老杜對照，認為“工部緩，供奉深”，像《梁甫吟》、《行路難》、《將進酒》等名篇，多以哀怨騷人的筆觸極盡感士不遇之苦，實在看不出“飄逸”來。及至律詩、絕句，李白寫得各具特色，要以“飄逸”概夕.寒難特合。

　　對于李白詩歌風格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甫就說“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認為是學習庚信、鮑照的結果;《河岳英靈集》評李詩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將詩歌風格歸結為人格的反映;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詩人任華在《雜言寄李白》中對李詩的風格和形成原因作了更為詳盡的分析和描述，詩云:“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余愛此兩句。登天臺，望渤海，云垂大鵬飛，山壓巨鰲背(一作“波動巨鰲沒，”)，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手下忽然片云飛，眼前劃見孤峰出。‑任華以“奔逸”和“既俊且逸”來概括李白詩歌的風格，并從人格與風格的緊密聯系來加以說明，這種風格的形成是受山川自然之氣長期陶冶的結果，宋人孫覷在《送刪定侄歸南安序》中也說:“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勞，一山之阻，神林鬼家，姐魅之穴，猿杭所家，魚龍所宮，往往游焉。故其為詩，疏宕有奇氣。”

　　元和十二年，范傳正為李白新墓作碑銘，對李白的性情抱負、人格氣度以及詩歌風格作了詳盡的描述分析，范《碑》云:“(白)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無類。將李詩風格的闡釋建立在分析詩人性情抱負和人格氣度的基礎上，卻又打上“宿命論”的烙印。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說得更干脆:“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于常之人耶!……故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聚，云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完全將李白詩歌風格成因神秘化了。這種觀點直接影響了后人對李白的再認識，如《文獻通考》引宋祁語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歐陽修(太白戲圣俞》詩云:“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徐積(李太白雜言》云:“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這種神秘化的傾向必然導致對李詩風格的現實基礎的忽視，陷于不可知論的泥潭。

　　星宿論固然不可信，將詩風歸于山川自然之氣長期陶冶的結果亦似是而非，而完全歸于詩人個性的反映，雖能解釋部分詩歌，卻無助于對李白詩風的整體認識。對李白詩歌風格的分析比之對其他唐人詩風的分析要更困難一些，這首先是因為李白的詩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規，率性而作，“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嚴羽在仔細研究過李白詩集后發出感嘆:“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其次在于李白創作動機的多樣化，一方面“我欲攀龍見明主”，“為君談笑凈胡沙”，幻想功成業就圖閣漁隱，另一方面卻是“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低聲下氣以求饋贈。近乎完美的仕進理想和近乎絕望的仕途現實，使詩人的創作動機更加復雜化。第三就是李白為了使自己“以匹夫而動九重”，已認識到了傳播的社會力量。《獨異記》載:子昂初人京，不為人知。有賈胡琴者，值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婚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毅，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枚宜為建安王，辟為書記。假如這件事可信的話，小陳子昂4O多歲又是同鄉的李白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初出川時，李白以詩投渴名流，“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喜愛題壁的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崔頗的題詩后擱筆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頗題詩在上頭”，說明李白已經有了很強的傳播意識:寧愿罷筆也不甘居人后。“滴仙”之名是賀知章在李白初人長安時當面奉送的，他竟終生以此自稱:“青蓮居士滴仙人”，“大隱金門是滴仙”，更以早年與司馬承禎相交往時說的客套話“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相佐證，這個他在世時叫得很響，死后無人敢膺的綽號，雖緣于關詩人賀知章所贈，但更重要的是看重它的傳播效果。可見李白也是自覺地重視民間這種口頭傳播的力量的，并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恰當地考慮到了傳播的因素，因而對其詩風也產生了影響。如果我們對李白的詩歌作些分析，會發現李白的詩歌風格和傳播因素有著很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