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的真正價值就在于，詩人是在與人生的無意義作斗爭，因為在浮生若夢之外，還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在中國人心中，李白是自由的象征，不僅是他的詩酒傲王侯，而且是他身上那種天性的自由，所以他的詩歌能得到歷代人的喜愛，把不能實現的理想寄托在李白身上。人總是喜歡自己身上所缺少的品質。

　　這種品質表現出來就是超凡脫俗，對世俗社會的規矩不屑一顧，所以賀知章一見之下即稱他“非人世之人”。盡管唐代是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但李白仍然異于常人。少時即觀覽百家之書，擊劍任俠，手刃數人，學道求仙，后來并受道，成為一個道教徒。但道士的身份仍然束縛不了他，他欣羨先秦士人，尤其是縱橫家，渴望的是立抵卿相，平步青云，甚至一匡天下。雖未參加科舉而被征召入京，授供奉翰林，后又被玄宗賜金放還，都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際遇。

　　根本的原因是，李白身上有著不同民族的血脈。據學者考證，他生長于來自西域的胡化家庭，祖上謫居中亞碎葉，數代人居于絲綢之路上，血緣與文化基因均因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與中原人不同，時人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便是一例。

　　李白的親情較為淡薄，王琦注《萬憤詩》：“太白詩中絕無思親之句。”又曾入贅兩位故丞相家，婚后即出門浪游。李白遵從西南蠻族或突厥的剔骨葬習俗，友人卒于洞庭，李白將其葬于湖側，數年后又前往洗削，負骨而行，葬于鄂城。這一切都表現了李白與儒家思想的疏離，也即與時代的疏離。在社會秩序更加理性化的唐代，他追慕的卻是“鳳歌笑孔丘”的先秦隱士，是莊子筆下的大鵬。

　　莊子的自由其實是一種“無待”或天然的自由，這種精神在先秦以后就已經不復存在，經過魏晉后期玄學從利益出發的改造，莊子的絕對自由被理性化、生活化，轉換為郭象“各當其分”的自由，亦即放棄無法滿足的欲望，樂天安命。自漢至魏晉，士人中一直彌漫著“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強烈意識，到了唐代，最終還是靠佛教解決了這個大問題。唯有李白沒有接受這個新的觀念世界，他最大的煩惱依然是生命的短暫，《將進酒》中的“與爾同銷萬古愁”，就是人類無法解決超越的生死主題。

　　因此，李白的及時行樂是有關存在的答案，不是仕途坎坷的牢騷。對他來說，存在的意義只是一個旅館，不是一個家園，所以他沒有多少親情觀念，只有人人都是旅伴的抽象觀念。然而，唐代早已不是士人可以平視王侯的時代，這造成了李白晚年的政治失誤，被長流夜郎;唐代詩歌也不再充滿對生命短暫的形而上哀嘆，而是對社會歷史的關注，這造成了李白的非現實的高蹈。在這個意義上，李白是上一個時代的結束，杜甫是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李白的天真恰恰是詩人的本性，他就像一個無邪的青年去看這個世界，其苦惱不屬于具體的日常生活，卻又是本質的、無解的，顯示出未受理性摭蔽的自然人性。那首令賀知章嘆為“泣鬼神”的《烏棲曲》，以“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結束，吳王夫婦對即將來臨的災難一無所知，從而喚起幻想與真實之間反差的悲嘆，就與漢魏詠史詩、唐代懷古詩的理性精神迥異。李白詩歌的真正價值就在這里，詩人是在與人生的無意義作斗爭，盡管浮生若夢，仍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的慰藉。

　　李白最好的詩歌是樂府、歌行和絕句，古體詩的自由形式使他能充分馳騁想象，唐人已稱其詩“格高旨遠”，有“飄然之狀”。任意的夸張和偶爾的散文句法，使得其詩歌有漢大賦的氣勢，而以單句為基本單位的詩歌結構，又使得其情緒如湍流千回百轉。他的近體詩也不受理性的平仄束縛，同樣多用單筆，很少跳躍，追求“天然去雕飾”。這要比煉句、對偶更考驗一個詩人的創造力，“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其想象和意象的感受力都無可企及。

　　這樣的詩人在世上是孤獨的，而李白詩的境界就是一種曠世的孤獨感，只有孤獨能觸發他的靈感。換言之，李白最喜愛的實際上只是自然，因為自然比人更永恒、更知己。他一生跑來跑去，好游名山大川，當他晚年遇赦回到江南，重游宣城時，寫下這樣一首詩：“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是他留給世人的文學遺囑。他在內心深處其實看不起任何人，碌碌的世人是無法超越生死的，只有詩人能與自然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