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的真正價值就在于，詩人是在與人生的無意義作斗爭，因為在浮生若夢之外，還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在中國人心中，李白是自由的象征，不僅是他的詩酒傲王侯，而且是他身上那種天性的自由，所以他的詩歌能得到歷代人的喜愛，把不能實現的理想寄托在李白身上。人總是喜歡自己身上所缺少的品質。

　　這種品質表現出來就是超凡脫俗，對世俗社會的規矩不屑一顧，所以賀知章一見之下即稱他“非人世之人”。盡管唐代是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但李白仍然異于常人。少時即觀覽百家之書，擊劍任俠，手刃數人，學道求仙，后來并受道，成為一個道教徒。但道士的身份仍然束縛不了他，他欣羨先秦士人，尤其是縱橫家，渴望的是立抵卿相，平步青云，甚至一匡天下。雖未參加科舉而被征召入京，授供奉翰林，后又被玄宗賜金放還，都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際遇。

　　根本的原因是，李白身上有著不同民族的血脈。據學者考證，他生長于來自西域的胡化家庭，祖上謫居中亞碎葉，數代人居于絲綢之路上，血緣與文化基因均因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與中原人不同，時人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便是一例。

　　李白的親情較為淡薄，王琦注《萬憤詩》：“太白詩中絕無思親之句。”又曾入贅兩位故丞相家，婚后即出門浪游。李白遵從西南蠻族或突厥的剔骨葬習俗，友人卒于洞庭，李白將其葬于湖側，數年后又前往洗削，負骨而行，葬于鄂城。這一切都表現了李白與儒家思想的疏離，也即與時代的疏離。在社會秩序更加理性化的唐代，他追慕的卻是“鳳歌笑孔丘”的先秦隱士，是莊子筆下的大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