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李白書法
李白被歷代文人譽為“詩仙”，是我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風格的杰出代表。
李白他的詩激情奔放,氣概沖天,是盛唐詩歌昂揚奮發的大音,世稱“詩家天子”。然對他的書法研究,偶見國內寥寥數篇言論,遠不能徹底解讀李太白在盛唐書壇的地位,以及他對后世書法的影響。在這里,筆者希望通過零星的材料,深入探究他的書風與書性,還原一個真實的李白。
李白公元(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與杜甫合稱“李杜”。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靜寧縣),生于中亞碎葉城。四歲遷居四川綿州昌隆縣。李白生性豪放,喜游歷,好交友。二十歲只身出川,南到洞庭湘江,東至吳越,寓居安陸(今湖北安陸)、應山。后居太原、長安、濟寧時創作了大量詩篇,遂譽滿天下。天寶初年,由道士吳筠舉薦被玄宗召入宮中,供奉翰林。后因權貴讒言,于天寶三、四年(公元744、745年)間被排擠出京,在江淮一代盤桓。安史之亂次年參加永王李幕府。不幸因李與肅宗爭奪地位兵敗受到牽連,被流放夜郎(近貴州境內)。幸途中遇特赦。晚年漂居東南一帶,依當涂縣令李陽冰(李白族叔),不久即病卒。李白一生經歷,可謂懷才不遇,飄零不定,雖受帝王賞識,卻始終沒有介入政治的核心,其個性飄逸放曠,且率直純真,好友知音頗多,詩文譽滿九州,為后世所推崇。
李白的書法成就因其詩名遠盛而不為人注意,其實處于盛唐時期的李白詩書皆然。唐孟綮《本事記》中描述:“玄宗名白為宮中行樂詩,二人張朱絲闌于前,白取筆抒思,十篇立就,筆跡遒利,鳳峙龍拿。”后八字充分表達了李白擅書的情景。黃庭堅在《山谷內集》卷二十六《題李白詩草后》中說“其行草殊不減古人”,由此可見李白擅長行草。至晚唐及宋時,人們以得到李白的墨跡為榮。“李翰林墨,人爭寶之”。正因此,宋時有一制贗專家葛蘊(字叔忱)曾借李白之名作假。黃庭堅《山谷集》云:“李翰林醉墨乃葛叔忱贗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葛叔忱翰墨跡亦能度越諸賢。”實際上,李白草書來自張旭一脈,深得張氏真傳。明解縉《春雨雜述――書學傳授》說:“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受張旭的影響,李白的書法品位較高,才氣、豪氣、仙氣聚于書作中。世傳李白擅舞劍,隨歌隨舞,作書時、擊劍時的豪壯之氣就會自然而然地聚于管錐毫尖,寫出書作字字豪壯,凜然之氣,不可侵犯。“我本楚狂人”的豪言加上性格“落落不羈束,喜與酒徒縱飲”(《宣和書譜》語),使其書法神氣皆備。李白云游訪道,樂此不彼。“清齋三千日,裂帛寫道經”,這種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境界對于書法所起的通補是顯而易見的。李白和唐代草書大家賀知章的關系尤為密切。《送賀賓客歸越》云:“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與張旭的詩文《猛虎行》中云:“世人每道張旭奇,胸藏風云世莫知。”由此可見,李白與他們倆亦師亦友,時下交往中經常論及書法。看來他擅長行書和草書應該是受張、賀二人的共同影響。即便如此,以李白出眾之才,亦必不肯拘拘于某一家數。其師法張、賀,當是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以己意己才發之。
李白流傳后世的書跡極為稀少。《宣和書譜》錄入的只有五帖。行書帖《太華峰》、《乘心帖》和草書帖《歲時文》、《詠酒歌》、《醉中帖》。另外有《訪賀監不遇帖》、《送賀八歸越帖》、《與劉尊師帖》、《月下帖》、《樓虛帖》、《天若不愛酒帖》、《處世若大夢帖》。碑刻方面有《天門山銘》、《象耳山留題》(見于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以及歷代法帖重摹的碑刻幾種。可惜,這些都沒有流傳下來。而今我們能見到的唯一墨跡珍本就是《上陽臺帖》。
此帖草書五行25字:“山高水長,物象萬千。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此帖宋時入內府,有宋徽宗題跋;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帖高八寸八分,橫一尺一寸九分,白麻紙卷裝,歷代書畫論著如《吳氏書畫論》、《裝余偶記》、《平生壯觀》、《墨緣匯觀續集》、《石渠寶笈初編》等書都有著錄。
據考證,此帖寫于開元至天寶初年(公元724744年)之間,太白初入京師任職翰林期間于唐宮“上陽臺”寫下。時年太白四十初度,英偉練達,精力充沛,與賀知章等文臣相邀,登上陽臺。憑欄遠眺,感盛世之實,興致盎然,于是揮毫成書。統觀全帖二十五字,用筆縱任自在,婉轉流暢,自然道利, 快疾美健,字字蒼勁骨立,姿態萬千。帖中偶見顛草那種逆筆澀勢、連綿加繞,體態奇峭狂放之神韻。然全帖筆力雄健,字體大小錯落。隨意所之,不拘泥筆墨舊道,而恰似天馬行空,獨來獨往。觀全帖氣勢超邁,飄然瀟灑,時時隱見太白那種直欲脫卻旭之藩籬另辟蹊徑的創新之氣。這與元代鄭杓《衍極》所說的“太白得法無法”相吻合。宋徽宗曾贊譽“字畫飄逸,豪氣雄健”,元代張晏也贊道:“觀其飄飄然有凌云之志,高出塵寰,得外物之妙,嘗遍觀晉唐法帖而忽展此書。不覺令人清爽。”此作引首有清高宗弘歷題簽“青蓮翰墨”字樣,此帖的前面有趙佶題簽:“唐李太白上陽臺。”帖末有精美跋文:“常作行書‘乘心踏月,兩人酒豪,身在世外’一帖,字畫飄逸,豪氣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詩鳴也。”
李白的才情和氣質使他的'書法藝術達到了令人稱頌的高度。明代書論家豐坊在《書訣》中論到題署時說:“顏公為優,太白次之,君謨又次之。”可見李白能題署大字,并且其藝術水平僅次于善作題署的顏真卿,而比善作題署的蔡襄還高一籌。據傳河北薊縣名勝獨樂寺的觀音閣題額款署被認為是太白真跡。
李白的書法創作和成就,在唐代書法發展史上具有典型的意義,甚至在中國書法史上也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李白和張懷推動了盛唐時期獨立書風的形成。從太宗到武周時期,書壇一直被崇王之風統治者。張懷的《書斷》面世直接將矛頭指向孫過庭。李白于天寶年間五載所作《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中高唱出了“蘭亭雄筆安足夸”,首次以輕蔑的口氣否定了眾人眼中的偶像王羲之,繼而在《草書行歌》中喊出:“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李白和張懷聯合打倒了在李唐書壇飄揚了一百多年的王羲之這面大旗,顯現出獨特的創新意識,從而為建立盛唐新書風奠定了基礎。稍后的懷素、韓愈也批評王羲之的書法俗不可耐。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人打破了初唐以來對王羲之的迷信和崇拜為,為樹立了藝術創新的觀點,以開創新的書風時代為己任,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李白對書法更大的貢獻就在于將詩歌與書法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為唐人樹立了“詩中有筆,筆中有詩”的楷模。同一時代的杰出詩人王維將詩歌與繪畫融匯在一起,為后世樹立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典型。唐宋以后,我國不同的傳統藝術形式由單項發展走向合流并進。詩歌、繪畫、書法、篆刻進一步融匯在一起,成為我國知識階層抒情達志最完美、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審視的話,李白和王維的貢獻是具有開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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