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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中國性的文人——梁實秋

　　提起梁實秋，很多人都會條件反射般地想到“資本家的乏走狗”“與抗戰無關論”之類的名稱，想到他與魯迅，與左翼文人之間的爭論和恩怨。如果我們拋開這些，而以一個客觀的立場來衡量他，就會發現一個與我們的成見不一樣的梁實秋。

　　魯迅、梁實秋都是現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家，他們一個深刻，一個通達；一個銳敏，一個溫煦；一個憂郁沉痛，一個曠達瀟灑；一個終生與現實苦斗而身心疲憊，一個與現實保持距離而潔身自愛。兩人區別甚大，然又各具風采。梁實秋晚年曾云：“曳杖街頭人不識，綠窗前營自家生計，富與貴，浮云耳。”誠如此言，梁實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灑脫，對人生，他總是保持著一種充滿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錫華在《一葉知秋》中評論他說：“他有胡適先生的溫厚親切，聞一多先生的嚴肅認真，徐志摩先生的隨和風趣。”而余光中對他的印象是：“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于他散文的風格。”

　　梁實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國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習慣、審美趣味、處世態度等都具有傳統中國的影子。他出生、成長于北京，受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對古老中國在情感上具有一種親切感。因而盡管他在清華學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學，但他骨子里卻還是中國化的。

　　然而，恰是這個最具“中國性”的作家后半生卻是飄零孤島，遠離故土，飽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實秋病逝于臺北，遵照他“覓地埋葬，選臺北近郊墳山高地為宜，地勢要高”的遺囑，被安葬在臺灣淡水北新莊北海公園墓地。梁夫人透露說：“為的是讓他能夠隔海遙望魂牽夢繞的故鄉。”此時，讓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噓不已。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一個最具中國性的文人，梁實秋內心無比沉痛，他涕泣著對大女兒梁文茜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

　　北京淪陷后，梁實秋面臨著走或留的兩難選擇。走，意味著要拋妻別子，遠離年邁的父母，任由他們在日軍的鐵蹄下浮沉；留，則意味著要忍受亡國奴的恥辱，甘當日軍鐵蹄下的順民。考慮再三，他最終決定只身逃離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轉道濟南奔赴南京。在濟南車站，梁實秋遇到他從前的一位學生。兩人之間的對話耐人尋味：“老師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國難，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師母呢？”“我顧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輾轉抵達南京后，情況并不像他所預期的那樣樂觀：“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敵機轟炸之下，人心浮動”，“各方面的情形很亂”。南京政府對于梁實秋等知識分子如何安置遲遲沒有著落，他油然生出“報國有心、投效無門之感”。周旋兩天后，梁實秋接到的命令是 “急速離開南京，在長沙待命”。在開往長沙的船上，面對“傷兵難民擠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實秋“精神陷入極度痛苦”。三天后，邸達岳陽，洞庭湖煙波浩淼，岳陽樓巍然高聳。于此地，梁實秋想起了飄泊一生、有家難歸的杜甫，感慨萬端，心頭涌起杜甫的詩句：“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亂世羈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實秋此時對杜甫這首詩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1938年夏，梁實秋以參議員身份來到重慶，幾經周折，定居于重慶北碚。他與吳景超、龔業雅夫婦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過是一所標準的四川鄉下的低級茅舍，“窗戶要糊紙，墻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顫悠悠的吱吱作響”。

　　居重慶期間，梁實秋受邀出任教科書編委會主任一職。“抗戰期間我有機會參加了這一項工作，私心竊慰，因為這是特為抗戰時期需要而作的”。盡管任編委會一職全天工作，他卻拒絕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認為自己作參政員已領了一份津貼。當時他并不寬裕，以至于家人來到重慶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頓之中，即使這樣，他仍然堅持拒絕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梁實秋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學基礎，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顯真誠，于小節處蘊含哲理，最合乎知識分子的品味和格調，既博且雅，一派從容，篇幅雖不長，但能讓人體會人生，參悟智慧。梁實秋精研西洋文學，但下筆卻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溫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簡潔，絕無生硬歐化的痕跡。同時，我們也該看到他由家國之痛所引發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絕跡，明年夏天誰知道我還是否住在‘雅舍’。”跳躍的筆鋒，轉折的語意，清晰地傳送出梁實秋內心的飄泊感和憂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