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文字。為什么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

　　一、現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于他的宣傳，因此對于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

　　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于是有人愿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愿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后，我們對魯迅都是處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后，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