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梁實秋的散文中，有相當數量是描摹社會世相的，其中不乏針砭時弊之作。這表明他對于自己所生活的那個社會不滿意之處頗多。以下是小編分享的梁實秋散文創作論，歡迎大家閱讀!

　　梁實秋晚年曾云：“一個道地的中國人大概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產品。”[4]這是他的夫子自道。事實上他和許許多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傳統的熏陶，他正是出于“兼濟天下”的目的，感時憂國地投身于一系列文學活動與政治活動的。白璧德與梁實秋都曾經說過，西方新人文主義的二元人性論與中國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其“以理制欲”的觀念，簡直如出一轍，無怪乎林語堂要說，白璧德的學說“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白璧德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的門徒也極佩服白璧德。”[5]儒家文學觀中的“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等，也與西方古典主義相一致。文學論爭中的實際上敗陣可能對梁實秋人生觀的影響并不算大;而政治上的一系列受挫，卻使他愈來愈向老莊靠攏。在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這位留美歸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曾對獨裁的國x黨政府表示過強烈的不滿，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評論》創刊號公開著文指責政府“對于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諦干涉……遠過于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算舊賬與開新張》);1936年1月，他又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針對政府在日軍猖狂進攻面前的不抵抗主義憤言道：“……對外只知道在睦鄰的美名下屈服，而對內則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義下實行統制，我敢斷言這個政府是不會長久的。”(《憲法上的一個問題》)自由主義者梁實秋向當局進言的目的，是為了促其改進施政，并無反對這個政權的意思，他是個“好政府主義”者，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法治民主政府是他那時的理想。盧溝橋事變后，他因上了日本偵緝隊的黑名單而倉促離開北平，一度四處漂泊，報國無門。到重慶后卻耳聞目睹了許多官場丑聞，權貴顯要為爭權奪利和發國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顧，他名為戰時國民參政會成員對國政卻無從干預，反倒屢遭政客的愚弄，他對“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十分不滿，沒想到隨參政會慰問團到前線時，卻目睹有些國x黨將領在前方也“緊吃” 揮霍，還飛揚跋扈如同軍閥，而“鄉下平民的貧困與愚暗”尤令他心驚。[6]世事的紛亂，理想的幻滅，官場劣跡的駭人耳目，凡此種種，使粱實秋深覺人生無常、個人力量的渺小與無奈。由于對現實政治的極度失望，在滄桑感與幻滅感的驅動下，他在處世態度上轉向了獨善其身，從此力避介入現實政治，并在相當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于老莊的隨遇而安、知足常樂、自謀心境的平和乃至淡泊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