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梁實秋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nèi)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曾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zhàn)不斷。我們一起來了解他是如何寫魯迅的?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文字。為什么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

　　一、現(xiàn)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chǎn)黨及其同路人關于他的宣傳，因此對于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

　　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fā)生過一陣筆戰(zhàn)，于是有人愿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愿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后，我們對魯迅都是處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jīng)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后，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zhàn)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xiàn)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jīng)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jīng)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shù)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內(nèi)。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chǎn)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chuàng)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http://www.nvnqwx.com/wenxue/)或短篇小說之后，才漸為人所注意，終于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廁身于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于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tǒng)，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zhì)，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里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么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tài)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于現(xiàn)狀”的態(tài)度。這個態(tài)度并不算錯。北洋軍閥執(zhí)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xiàn)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么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xié)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于是。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于現(xiàn)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zhàn)術，先節(jié)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并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么主義?是不是共產(chǎn)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chǎn)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chǎn)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chǎn)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chǎn)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于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后來得到共產(chǎn)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diào)來翻譯俄國共產(chǎn)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于共產(chǎn)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chǎn)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并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jīng)過詳見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jīng)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chǎn)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fā)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jù)，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fā)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墻壁上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lián)!”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lián)，還是蘇聯(lián)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lián)。經(jīng)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