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梁實秋是中國著名的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曾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我們一起來了解他是如何寫魯迅的?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文字。為什么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機大概不外幾點：

　　一、現在在臺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聽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及其同路人關于他的宣傳，因此對于這個人多少也許懷有一點幻想。

　　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于是有人愿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幾句話。

　　其實，我是不愿意談論他的。前幾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后，我們對魯迅都是處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后，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復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與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http://www.nvnqwx.com/wenxue/)或短篇小說之后，才漸為人所注意，終于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廁身于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與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于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里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么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于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并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么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于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于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種主義他并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種主義是什么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黨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黨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于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后來得到共產黨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于共產黨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壞，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并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據，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驚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墻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