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大家對梁實秋論國共兩黨了解?小編整理了相關的文章，我們通過小編整理的文章來了解一下。

　　提起梁實秋，1949年后，海峽此岸的人們大概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 學課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句經典的魯迅式的謾罵幾乎籠罩了梁實秋的 一生，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咒語，一個鬼魅般的標簽，長期以來遮掩了梁實秋作為 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真實面目。梁實秋生于1903年，比魯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結束在美國3年的留學生涯，一年后新月書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 《浪漫的與古典的》，他以一個年輕的教授、文學批評家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的重要一員。他與魯迅的交惡也始于那個時候。然終其一 生，他對魯迅雜文、散文、小說的評價基本上都是客觀的。自上一世紀80年代“ 解凍”以來，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亞翻譯、他的 英漢辭典。最近看到廣告，《梁實秋全集》將要面世，透過他的全集，人們將有可 能較為全面地了解梁實秋其人。

　　在我看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莫過于梁實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 《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辦的《自由評論》上，所發表的那些論國民政府和共產黨的文章，對此人們陌生已久。如果說他對國民政府毫不留情的批評只是表 現出他足夠的良知和勇氣，那他對共產黨的深刻批評就顯示了過人的見識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在《新月》雜志發表一系列 猛烈抨擊國民政府政權無視人權、專制、壓制思想自由的文章，連蔡元培、張元濟等德高望重的知識界前輩都為之叫好。當然，同時也遭到了當局的圍剿、反撲。新月書店結集出版的《人權論集》無疑已成為中國人爭取人權的一本經典，一部紀念碑式的著作，是數千年長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實秋在《新月》第2卷第3號首發的《論思想統一》一文，在這篇膾炙人口的名文中，26歲的梁實秋為 思想自由和發表思想的自由大聲疾呼：

　　“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 有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凈盡，惟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動 ’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撲滅，并且愈遭阻 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

　　為此，他發出了“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的吶喊。那一年，他還在《新月》第2卷第9號、第11號接連發表兩篇文章 ，繼續圍繞著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問題展開凌厲的攻勢。

　　在《孫中山先生論自由》一文中，他在列舉了“批評政治的報紙雜志隨時有被 禁止取締的危險，人民隨時有被黨部行政機關及軍隊逮捕的危險，……人民隨時有 被非法征稅的危險”之后，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總統的，做主席的，做委員的，以及軍長師長旅長，他們有征稅的自由，發公債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辦言論的自由，隨時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極了!可是中國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羅素論思想自由》文中，梁實秋首先引述了羅素1922年3月24日在倫敦演說《自由的思想與官方的宣傳》中的一番話，“俄國的壓迫思想比起無論哪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嚴酷”，布爾什維克強迫著名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從馬克斯的觀察點”來教美學，“美學上的節奏學說如何能與馬克斯主義產生關系，他實在沒有法子辦，但是為了免于餓死，他也只好盡力地去發現那種莫須有的關系。”最終卻未能免于窮困而死的下場。梁實秋贊同羅素的見解，他說：“天下最專制的事無過于壓迫思想，我們小的時候做‘秦始皇焚書坑儒論’的時候，大概都可以知道這是秦始皇的政策”，但他對羅素羨慕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懷疑態度。

　　1935年11月，梁實秋和張東蓀、羅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創辦《自由評論》周刊，晚年他在《槐園夢憶》中憶及此事曾說：“我對政治并無野心，但是對于國事不能不問。所以我辦了一個周刊，以鼓吹愛國提倡民主為原則。”

　　他在創刊號發表的《算舊賬與開新張》(此文同時作為《大公報》的“星期論文”發表)中開宗明義指出，“國民政府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于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一二九”運動產生后，他在《我對于學生運動的感想》文中要求國民政府當局，立即廢除專政，實現民主憲政，保障國民的輿論自由。在《憲法上的一個問題》文中他直言“假如一個政府對外只知道在睦鄰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對內則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義之下實行統制，我敢斷定這個政府是不會長久的”。

　　在對國民政府口無遮攔的批評之外，他發表了《我為什么不贊成共產黨》一文，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雖然他說“我不是研究政治經濟的人，從學理上討論共產主義，那不是我所能勝任的事。”但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滿于共產黨的是它對于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他們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于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斗爭。第二點，我不滿于共產黨的是它的對于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并且對于一般資本家大地主之剝削民眾，我也深惡痛絕，但是對于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而資產之應加以限制，貧民之應加以救濟，我是完全同意的。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采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第三點，我不滿于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于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場，便覺得法西斯蒂之專政，共產黨之專政，國民政府之專政，都同樣的不是妥當的辦法。議會制度，也許是不能成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從多數意見，尊重少數人之權利，最大量之個人自由，公開討論的風氣等，是任何國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國家里，才有個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類幾千年來付了很大代價才獲得的一點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勢，都是開倒車。”

　　這些言論，尤其是第三點，即使今天讀來，依然讓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實秋看來，“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專政”。他不是三民主義者，他認為作為的黨義，國民政府自有在其黨內宣傳并要求黨員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強迫黨外的每個人接受。他不贊同共產主義，但當國民政府以刺刀將共產黨人淹沒在血泊中時，他公開為共產主義辯護，“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實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論自由應包括共產黨人宣傳自己主張的自由。”為此他主張在大學中開設“共產主義”的課程，請有學識的無黨派人士純粹從理論研究的角度來講授，他在《如何對付共產黨?》一文中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