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們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馬虎一下，他們也會興高彩烈地送些酒來：“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幾杯!”祭灶的爆竹聲響，也就借來作為對個人又增長一歲的慶祝。

　　今年可不同了：連自幼同學而現在住在重慶的朋友們，也忘記了這回事，因為街上看不到糖瓜呀。我自己呢，當然不愿為這點小事去宣傳一番;桌上雖有海戈兄前兩天送來的一瓶家釀橘酒，也不肯獨酌。這不是吃酒的時候!

　　從早晨一睜眼，我就盤算：今天決不吃酒。可是，應當休息一天：這幾天雖然沒能寫出什么文章來，但亂七八糟的事也使身體覺出相當的疲累。一年一次的事呀，還不休息休息?

　　休息么?幾乎沒這個習慣。手一閑起來，就五雞六獸的難過。于是，先寫封家信吧;用不著推敲字句，而又不致手不摸筆，辦法甚妥。

　　家信非常的難寫，多少多少的心腹話，要說給最親愛的人;可是，暴敵到處檢查信件;書信稍長一些，即使挑不出毛病，也有被焚化了的危險——鬼子多疑，又不肯多破費工夫;燒了省事。好吧，寫短一些吧。短，有什么寫頭兒呢?我擱下了筆。想起妻與兒女，想起淪陷區域的慘狀……

　　又拿起筆來，趕快又放下，我能直道出抗戰必勝的實情，去安慰家人嗎?啊，國還未亡，已沒了寫信的自由!真猜不透那些以屈服為和平的人們長著怎樣一副心肝!

　　由這個就想到接出家眷的問題。朋友們善意的相勸，已非一次：把她們接來吧!可是，路費從何而來呢?是的，才幾百塊錢的事罷咧，還至于……哼，幾百塊錢就足以要了一個窮寫家的命!

　　“難道你就沒有版稅?”友人們驚異地問。

　　沒有。商務的是交由文學社轉發，文學社在哪兒?誰負責?不知道。良友的書早已被搶一空。開明有通知，暫停版稅，容日補發。人間書屋剛移到廣州，而廣州棄守，書籍丟個干凈……從前年七七到現在，只收到生活的十塊來錢!

　　沒錢辦不了事，而錢又極難與寫家結緣，我不明白為什么有許多人總以為作家可羨慕。

　　家信不寫也罷。

　　噢，也許作家的清貧值得羨慕。可是，我并沒看見有誰因羨慕清貧而少吃一次冠生園!

　　家信既不寫，又不能空過這一天，好，還是寫文章吧。這窮人的生日，只好在紙墨中過了吧。

　　寫了幾句，心中太亂。家，國，文藝，窮，病，……沒法使思想集中。求稿子的人慣說：“好歹給湊湊，哪怕是一兩千字呢!好吧，明天下午來取!”仿佛作家不準有感情與心事，而只須一動開關，象電燈似的，就筆下生輝?

　　明天還有許多事呢：一個講演，一家朋友結婚，約友人談鼓詞的寫法，還要去看一位朋友……那么，今天還是非寫出一點來不可;明天終日不得空閑。

　　我知道，這該到頭疼的時候了。果然，頭從腦子那溜兒起了一道熱紋，大概比電燈里的細絲還細上多少倍。然后，腦中空了一塊，而太陽穴上似乎要裂開些縫子。

　　出去轉轉吧?正落著毛毛雨。睡一會兒?宿舍里吵得要命。

　　怕筆尖干了，連連沾墨。寫幾個字，抹了;再寫，再抹;看一會兒桌頭上小兒女照片，想象著她們怎樣念叨：“爸的生日，今天!”而后，再寫，再抹……

　　寫家的生活里并沒有詩意呀，頭疼是自獻的壽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