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七，我還在青島，正趕寫兩部長篇小說。這兩部東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載出，作為“長篇連載”，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兩篇共得十萬字，一篇三萬，一篇七萬。再有十幾萬字，兩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筆。一個刊物，隨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著供給稿子;另一個卻還在上海繼續刊行，而且還直催預定貨件。可是，我不愿寫下去。初一下筆的時候，還沒有戰爭的影子，作品內容也就沒往這方面想。及至戰爭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憤萬難允許再編制“太平歌詞”了。青島的民氣不算壞，四鄉壯丁早有訓練，碼頭工人絕對可靠，不會被浪人利用，而且據說已有不少正規軍隊開到。公務人員送走婦孺，是遵奉命令;男人們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幾里外去找“號外”，等至半夜去聽廣播的，并不止我一個人。雖然誰也看出，膠濟路一毀，敵人海軍封鎖海口，則青島成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戰的情緒平定了身家危險的驚懼，大家不走。在這種空氣中，我開始給本地報紙寫抗戰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預約的稿子一一報酬，藝術，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戰第一。一個醫生因報酬薄而拒絕去醫治傷兵，設若被視為可恥，我想我該放下長篇，而寫些有關抗戰的短文。

　　八月中旬因應齊大之約，搬往濟南。濟南還不如青島。民氣沉寂，而敵軍已陷滄州。我不悲觀，也不樂觀，我寫我的，還是供給各報紙。

　　直到十一月中旬，黃河鐵橋炸毀，我始終活動著我的筆，不管有多大用處。鐵橋炸毀，敵軍眼看攻到，而當地長官還沒有抗戰的決心，我只好走出來。不能教我與我的筆一齊銹在家中。

　　到漢口，我的筆更忙起來。人家要什么，我寫什么。我只求盡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么，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筆上，這枝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有一天，見到一位傷兵，他念過我的鼓詞。他已割下一條腿。他是誰?沒人知道。他死，入無名英雄墓。他活，一個無名的跛子。他讀過我的書詞，而且還讀給別的兄弟們聽，這就夠了。只求多有些無名英雄們能讀到我的作品，能給他們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動，也好。我設若因此而被關在藝術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無名英雄們，我必滿意，因為我的筆并未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