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馬》中，老舍對歐洲文化的態度充滿矛盾：一方面，歐洲文化主要是作為反思和批判中國文化的參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老舍批判的對象。從根本上講，這種矛盾性與東方主義對老舍的復雜影響有關。

　　1924年，老舍留學英國，幾年的英國生活，使他對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觀和深刻的認識，由此創作了《二馬》。關于這部小說，研究者多關注老舍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對比中對“國民性”的探索，但忽視了的一個問題就是：老舍深受歐洲東方學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有自我東方主義的傾向。這種忽視使得研究者對老舍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選擇的關注還不夠。

　一、中國人背后的歐洲“鏡子”

　　拉康在論述人的自我意識時提出了著名的“鏡子理論”，即人是受鏡子里的影像啟發而開始認識到自身。“鏡子理論”說明人的自我意識不自足時，必須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認識自己。在老舍看來，《二馬》中先進的歐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鏡子，一面照出守舊中國人老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輕一代小馬、李子榮的活力和生氣。

　　在老派中國市民馬則仁眼中，英國文化是典型的異國文化。“異”有些是“異國風情”，“‘異’也表示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點等。”①老馬因襲著傳統文化的重負，缺乏競爭意識，追求閑適生活。在他看來，英國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樂趣，不近人情。小說中有一個細節也很能顯示英國人與老馬的區別。伊牧師勸老馬寫一本東西文化比較的書，老馬回答說:“快50歲的人啦,還受那份累!”伊牧師聽了很吃驚，很誠懇地對他說: “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蕭伯納70多了，還一個勁兒寫書呢!我問你，你看見過幾個英國老頭子不做事?人到50就養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給誰做呀!”英國人的這種生活態度與他們激烈競爭的社會有關，也與他們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浮士德、魯濱遜等不斷探索和追求為特征的文學形象就是歐洲文化性格的藝術反映。老舍正是通過中西國民的對比，揶揄中國人身上的弱點。

　　李子榮和小馬身上，全然不見老馬身上的毛病，他們有歐洲文化中務實、認真、獨立等特性。或者說，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國文化為參照的，是“英國化了的中國人”。李子榮的做事干練、忠于職守，熱情誠懇，求實進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對英國人是“很好的公民式辦事人”的認識。到上世紀30年代老舍所極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國人的這種“公民式辦事人”精神，“他們該辦什么就辦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們不因私交而改變做事情應有的態度”，所以“你可以永遠不與他們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當個很好的公民或辦事人”。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們”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老舍對老馬的揶揄、對李子榮與小馬的推崇，標準都來自歐洲文化這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