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馬》中，老舍對歐洲文化的態度充滿矛盾，主要體現在哪里?
1924年，老舍留學英國，幾年的英國生活，使他對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觀和深刻的認識，由此創作了《二馬》。關于這部小說，研究者多關注老舍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對比中對“國民性”的探索，但忽視了的一個問題就是：老舍深受歐洲東方學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有自我東方主義的傾向。這種忽視使得研究者對老舍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選擇的關注還不夠。
一、中國人背后的歐洲“鏡子”
拉康在論述人的自我意識時提出了著名的“鏡子理論”，即人是受鏡子里的影像啟發而開始認識到自身。“鏡子理論”說明人的自我意識不自足時，必須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認識自己。在老舍看來，《二馬》中先進的歐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鏡子，一面照出守舊中國人老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輕一代小馬、李子榮的活力和生氣。
在老派中國市民馬則仁眼中，英國文化是典型的異國文化。“異”有些是“異國風情”，“‘異’也表示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點等。”老馬因襲著傳統文化的重負，缺乏競爭意識，追求閑適生活。在他看來，英國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樂趣，不近人情。小說中有一個細節也很能顯示英國人與老馬的區別。伊牧師勸老馬寫一本東西文化比較的書，老馬回答說:“快50歲的人啦,還受那份累!”伊牧師聽了很吃驚，很誠懇地對他說:“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蕭伯納70多了，還一個勁兒寫書呢!我問你，你看見過幾個英國老頭子不做事?人到50就養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給誰做呀!”英國人的這種生活態度與他們激烈競爭的社會有關，也與他們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浮士德、魯濱遜等不斷探索和追求為特征的文學形象就是歐洲文化性格的藝術反映。老舍正是通過中西國民的對比，揶揄中國人身上的弱點。
李子榮和小馬身上，全然不見老馬身上的毛病，他們有歐洲文化中務實、認真、獨立等特性。或者說，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國文化為參照的，是“英國化了的中國人”。李子榮的做事干練、忠于職守，熱情誠懇，求實進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對英國人是“很好的公民式辦事人”的認識。到上世紀30年代老舍所極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國人的這種“公民式辦事人”精神，“他們該辦什么就辦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們不因私交而改變做事情應有的態度”，所以“你可以永遠不與他們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當個很好的公民或辦事人”。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們”。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老舍對老馬的揶揄、對李子榮與小馬的推崇，標準都來自歐洲文化這面鏡子。
二、老舍對東方主義的批判
“東方主義”的概念來自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他賦予該詞三個方面的含義，即關于東方的一種學術研究學科，以東西方相區分為基礎的一種思維方式，以及西方對東方進行描述、殖民、統治的一種權力話語。③
老舍最初寫《二馬》就是為了駁斥當時歐洲人把中國人寫成“一種奇怪可笑的動物”。西方文學中的“中國想象”，特別是那種東方主義激發了老舍的創作沖動。他看到一些沒錢到東方旅行的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到倫敦中國城找寫小說、日記和新聞的材料，這些報道把中國人都寫成“抽煙，私運軍，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奸婦女不問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這完全是皮爾遜(CharlesH.Pearson,1830―1894)“黃禍論”的翻版。然后作小說的，寫戲劇的，作電影的都按照這種傳說來描寫中國，而看戲，看電影，念小說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國皇帝都把這些都記在腦子里，“于是中國人已經變成世界上最陰險，最污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這說明老舍在英國也意識到“身份是他人賦予自身的意義”，或者說是一種權力話語。他認識到歐洲人將這種對中國人的看法“知識化”、“真理化”,顯示了文化霸權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結構力量。老舍參觀大英博物館時候，看到展覽的印度等東方民族的文物時候就感嘆過，帝國主義其實真的不簡單，滅了別人的國家，還把別人的東西搬到自己國家來研究。所以他也明白帝國主義其實也是有東方學知識譜系的支撐。
老舍對歐洲人這種東方主義自覺的同時，還特別批判了英國人嚴重的殖民意識和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伊牧師在中國傳教二十多年，是一名中國通，“他真愛中國，半夜睡不著的時候，總是禱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他含著熱淚告訴上帝：中國要不叫英國管起來，這群黃臉黑發的東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二馬》中，小馬在保羅先無禮挑釁時奮勇反擊。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動了怒，完全是因為馬威―― 一個中國男孩――敢和保羅打架。一個英國人睜開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腳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屬地，她不但自己要驕傲，她也要別的民族承認自己確乎是比英國人低下多少倍”。老舍通過對一個英國家庭主婦的描繪，寫盡了歐洲人的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心態。應該說老舍對東方主義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擺脫東方學那種無所不在的影響。
三、老舍與自我東方主義
自我東方主義是德里克(Arif Dirlik)對薩義德東方學的進一步發展。它是指歐洲東方主義的認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紀已經成為了東方“自我形象的構成”和身份認同的依據。或者說是指“東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來想象自己、創造自己，從自己與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異里去肯定自我和確認自我，在跨文化傳播中進行‘自我再現’，而這種‘自我再現’往往與西方論述東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學所說的‘套話’發生吻合，形成了與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謀’關系”。
老舍曾說過他的寫作目的是要表現“中國人與英國人不同之處”，而且他強調“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雖然與“五四”文化精英對西方文化的單純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識地批判了歐洲文化的弊端，但從基本思想上，或者說小說表現“中國人與英國人不同之處”的立足點看，《二馬》沒有擺脫“五四”時期那種東西方比較的思維。在小說中，英國是一個近代的工商社會，重法理;而中國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重禮俗人情。從形象學的角度看，這其實是一種簡單的平行比較，而這種比較從根本上講還是重復著歐洲東方學的“套話”。早期歐洲東方學往往將中西文化做簡單比較，這對“五四”中國知識分子也有影響，讓中國知識分子以歐洲的思維方式來認識傳統：即從社會進化論的原則出發，認為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中國要發展就必須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我東方主義。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響，而留學又在歐洲文化中心的倫敦，處于那種東方學深厚的倫敦大學，他不可能不受東方主義滲透影響，寫作中的那種自我東方主義傾向是完全不自覺的。小說中老舍對英國文化的贊賞表露無遺，老舍塑造的小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國人的標準來塑造的。關于李子榮這個人物,老舍說：“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著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做個好國民，好像一個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做國民便是最高理想了。”可見，老舍在某種程度上是以歐洲東方學的方式來想象和建構民族文化身份的。
總之，歐洲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對老舍的認知結構等形成制約，讓老舍形成某種“自我東方主義”的思維方式，而老舍在小說創作中受這種思維方式影響而不自覺。這種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東方主義和自我東方主義之間做痛苦的斗爭，這在老舍后來的創作，諸如《貓城記》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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