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味兒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里都是特別的，獨有的，沒法兒復制的。獨一份兒，這才是一個作家最棒的、最有價值，甚至永恒價值的地方。

　　老舍味兒不是哪一種或兩種味兒。要是有人決心模仿他，學得一兩種味兒，學得一兩分像也許是可能的，可是要學到十分，學到惟妙惟肖不可能。因為這個味兒是由好多種味兒交匯在一個人身上的，非常難得，非常奇妙，絕對不可能重復。

　　地道的老北京味兒

　　讀過老舍作品的人，頭一個突出印象，往往都是那濃濃的北京味兒。這應該是構(gòu)成老舍味兒多種元素當中首個重要成分，而且是一時都沒有離開過老舍的特點。京腔京韻，北京的人、北京的情、北京的事、北京的景致、北京的風俗……合成一股說不清、道不明，卻又實實在在感覺得到的令人陶醉的北京味兒，它和悠遠深廣的中華文化大動脈相通，無比珍貴。

　　在老舍所有的京味兒作品里，最能代表老舍，最有老舍特點的應該是那種老北京味兒。

　　老北京，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最主要的寫作題材，最鐘情的世界，是他靈感的源泉。一寫到老北京，他勁頭就來了，激情就來了，靈感也來了，這時，地道的老北京味兒也就出來了。老北京的可親可愛之處讓老舍忘不了，那是化進他靈魂里的東西。不是老的北京他也寫過，味兒就差多了。

　　不妨拿出大家熟知的兩篇散文對比一下。

　　一篇是1936年在山東寫的《想北平》。記憶里的老北京是他心靈的圣地。他說：“真愿成為詩人，把一切好聽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鵑似的啼出北平的俊偉。”“面向著積水灘，背后是城墻，坐在石頭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葉上的蜻蜓，我可以快樂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所怕，像小孩安睡在搖籃里。”他把對北平的思念寫得如醉如癡，幾乎落淚。連我們讀著的人也忍不住要落淚呢!

　　《我熱愛新北京》是1950年同題材的散文。他寫了“下水道”“清潔”“燈和水”三個部分。他使勁把感情加了進去，然而卻完全是篇理性的文章。它少了老舍特有的靈氣和抒情的魅力，少了北京的獨有的詩意和韻味，與《想北平》很難相比。

　　老舍1949年從美國回來以后，年齡大了，腿又有病，身份也不同了，他不可能像25年前一樣，實實在在地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寫出來的盡管還是京腔京韻，那原來的味道就大大打了折扣。但是老北京還活在老舍的心里，《茶館》和《正紅旗下》就是證明。他寫的是先前的事兒，老舍這才找回了老北京的原汁原味。

　　當然，老舍作品京味兒的最主要載體應該是語言。古都北京，它的方言本來就有很深的歷史和文化積淀。老舍繼承著曹)芹等前輩大師，用一生來提煉北京話，讓它成為更有藝術(shù)性的文學語言，這是他了不起的一大貢獻。打開老舍的書，不管哪一本，那語言先就給你送來了一股醇厚的京味兒，這大概是讀者共同的感受。

　　與生俱來的窮人味兒

　　上世紀初，新文學剛剛起步，一些文學家不約而同地看上了人力車夫。在我手邊就有胡適、徐志摩的詩，有魯迅和郁達夫的小說。或出于人道精神，或出于“為人生”，或出于“淺薄的社會主義”(郁達夫語)，這些好心的作家都想寫寫受苦的勞動者。可是在城里住著的知識分子生活圈很窄，他們最容易接觸到的勞動者大概就是人力車夫了。

　　徐志摩在《誰知道》里是這樣寫的：

　　我在深夜里坐著車回家，

　　一堆不相識的襤褸的他，使著勁兒拉……

　　左一個顛簸，右一個顛簸，

　　拉車的跨著他的蹣跚步。

　　郁達夫的小說《薄奠》這么說：“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愛和洋車夫談閑話，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動之苦。”

　　他們的確是同情著洋車夫，但都是自上而下地俯視著。魯迅的《一件小事》與他們有所不同，是敬佩，是仰視著那位向前走去的車夫的越來越高大的背影。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的寫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采取第一人稱，是從作者的角度觀察和描寫洋車夫。為什么呢?我推測，這么寫的一個好處，是可以躲開對車夫內(nèi)心的直接描寫，因為這些人心里細微的東西作者們恐怕把不準。

　　輪到老舍帶著他的《駱駝祥子》登場了。老舍的膽子可大得出奇：一，要寫就寫長篇;二，寫他一輩子的事;三，用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視角;四，讓祥子笨嘴拙舌，愛在心里琢磨事兒，這就需要大量的心理描寫。

　　這幾點，每一點都是挑戰(zhàn)，但他寫得極其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本身是在窮人圈里長大的，在許多地方他是借祥子吐自己的不平之氣。所以，他對祥子，與其他幾位大家不一樣，他不是俯視，也不是仰視，他是平視。

　　我一向反對“出身論”，可是在老舍這兒，你真的不能不承認出身的重要。他的全部作品脫不開窮人的視角，當然就脫不開窮人味兒。

　　或隱或顯的旗人味兒

　　我在北京上小學的時候，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帶著民族歧視的段子：

　　“你是哪族人?”“我是旗人。”“人家騎馬你騎人?!”“我在旗。”(“在”是屬于的意思。)“你再騎我打你!”

　　說這話時，已是20世紀40年代初，可見“驅(qū)逐韃虜”留下的民族歧視之深入人心，旗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原來的旗人家族一個個改了姓，盡量把出身藏起來。下層的旗人生活更慘，淪落到社會的底層，過著屈辱的日子。后來溥儀不爭氣，投降了日本，更讓所有旗人抬不起頭來。但就在老舍遮蔽了其旗人身份的很多作品里，還是有著不少旗人的東西。那些人物的名字、性情、命運和習慣，都與旗人這個根脈連著。祥子，沒給他一個姓，正是來自旗人“對外示名不示姓”的習慣。祥子沒有姓，這個懸念里，就含著不便說出的旗人的感情。

　　再看看《微神》，它的主人公原型是大善人劉壽綿的女兒，老舍的初戀情人，當然是旗人。劉姑娘的實際結(jié)局是父親破產(chǎn)后，隨母出家當了尼姑。在小說里，卻把結(jié)局處理成淪為暗娼，這就反映了更廣大旗人底層女性的命運。

　　到了《四世同堂》，老舍挑明了要寫旗人，代表人物就是小文夫婦，清朝侯爺?shù)暮蟠Ｋ麄z和聚在他們家里學戲的男女老少，正是這一社會群體有聲有色的寫照。及至1961年末動筆的《正紅旗下》，簡直就是旗人社會最集中的全景了。

　　知道了老舍的出身，再來讀他的作品時，我們就會常常從人物、環(huán)境、風俗、禮儀等等方面，感覺到旗人文化的味兒，盡管這個味兒常常是和漢文化融化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