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決不是的。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褻瀆了這一份懷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于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歷史系。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了。總之我們認識了。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政府的地下活動(后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我確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著"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內。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我雖然痛惡國民政府，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反復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最后，聽他嘆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里，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我們心里都明白，這是從哪里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后，喬木為了躲避國民政府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華畢業后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后來號"南喬木"，胡喬木號"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十年。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眾所周知的生涯。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到了1949年，解放軍終于開進了北京城。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我的心頭。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材。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并到北大來。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來只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