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涂"，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

　　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么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干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并不輕松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

　　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后工"，連做詩都必須先"窮"。"窮"并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做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