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后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于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于金錢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贊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并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后，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贊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