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正確評價這一部書，我覺得應(yīng)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研究;第二，有比較才能有鑒別，要把它同其他同類書籍來比較;第三，要看它幫助我們解決了多少問題，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問題;第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看它在實踐上究竟有多大用處。

　　先談第一點。

　　中華民族不但是一個酷愛歷史的民族，而且也是一個酷愛地理的民族。在歷史方面，除了幾乎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以外，還有多得不可勝數(shù)的各種“史”。盡管這里面也難免有些歪曲事實的地方，有些迷信或幻想的成分，總的說來是比較翔實可靠的，實事求是的。這充分顯示了我們民族的特點。在地理方面，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了地理著作，比如《禹貢》、《山誨經(jīng)》、《穆天子傳》之類。這些書盡管不像它們自己聲稱的那樣古老，但總之是很古老的。我們也很早就有了關(guān)于外國的地理書，而且有的還附有地圖。到了南北朝時代和以后的時代，由于中外交通頻繁起來，各種地理書風起云涌。南齊陸澄曾經(jīng)把《山海經(jīng)》以下160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區(qū)編成《地理書》149卷，粱任昉又增加84家，編成《地記》252卷。中央政府設(shè)有專門機構(gòu)了解外國的情況。《唐六典》兵部有職方郎中員外郎，專管天下地圖，包括外國的在內(nèi)，還有鴻臚專門招待外國客人，順便詢問外國的情況。有時候打了勝仗以后，也派人到外國去調(diào)查風俗物產(chǎn)，寫成書，畫上圖，進奉皇帝，甚至有地形模型。

　　在唐代玄奘以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地理書籍繁多，這同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情況和文化交流、宗教活動是分不開。《十道圖》有很多種類。大歷時賈耽著有《隴右山南圖》，貞元十七年又撰《海內(nèi)華夷圖》，《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40卷。可以說是一個典型代表。

　　談到宗教活動對地理學發(fā)展的影響，主要指佛教。古時候，交通異常困難，除了使臣和商人之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出國的。獨有和尚懷著一腔宗教熱誠，“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他們敢于冒險，敢于出國。從漢代起，中印的僧人就互相往來，傳播佛教。他們傳播的不只是宗教。正如人們熟知的中印兩國的文化也隨著宗教的傳播而傳播開來。在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內(nèi)，出國的人以和尚為最多。而且中國和尚還充分表現(xiàn)中華民族的特點：他們喜愛歷史，也喜愛地理。他們實事求是，很少浮夸。他們寫了不少的書，比如：晉法顯《佛國記》，今存。釋道安《西域志》，今佚。支僧載《外國事》，今佚。智猛《游行外國傳》，今佚。釋曇景(勇)《外國傳》，今佚。竺法維《佛國記》，今佚。釋法盛《歷國傳》，今佚。竺枝《扶南記》，今佚。惠生《惠生行傳》(見《洛陽伽藍記》)。

　　這些書總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僧侶對中外文化交流歷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佛教僧侶不但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對印度地理學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一部書確實是空前的。這一部杰作之所以能夠產(chǎn)生，除玄奘本人的天才與努力之外，還有其客觀的需要。由于隋末的統(tǒng)治者濫用民力，對外討伐，對內(nèi)鎮(zhèn)壓起義軍，殺人盈野，國力虛耗，突厥人乘機而起，不但威脅隋代的統(tǒng)治基礎(chǔ)，而且連新興起的唐高祖李淵也不得不暫時向突厥低頭稱臣。唐高祖和太宗都深以為恥，必欲雪之而后快。想耍進攻突厥或西域其他威脅唐王室的民族，必須了解地理情況，唐太宗敦促玄奘寫書，其原因就在這里。玄奘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和尚，決不會辜負太宗的希望，《大唐西域記》就產(chǎn)生了。太宗拒絕經(jīng)題，但是對于這一部書卻非凡珍惜，他對玄奘說：“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可見他的心情之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