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同南京政府的外交人員進行了“最后的斗爭”以后，船票終于拿到手了。我們于1946年5月13日上了開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到祖國懷抱的最后的歷程，心里很激動。

　　船非常小，大概還不到一千噸，設備簡陋到令人吃驚的程度。乘船回國的留學生中又增添了幾個新面孔，因此我們更不寂寞了。此外還有大約幾百個中國旅客擠在這一條小船上，根本談不到什么鋪位。在其他船上，統艙算是最低一級的。在這條船上，統艙之下還有甲板一級。到處都是包裹，有的整齊，有的凌亂，有的包裹里還飄出了咸魚的臭味。到處都是人，每個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搶占地盤，有人出錢，就能得到。因此討價還價之聲，爭吵喧嘩之聲，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煙，統艙里煙霧迷騰。這種煙霧，再混亂上人聲，形成了一團烏煙瘴氣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進所激起的海濤聲，同這大合唱，簡直像小巫見大巫，有時候連聽都聽不見了。

　　我們住在頭等艙和二等艙里的幾個留學生，是船上的“特權階級”。不管外面多么臟，多么亂，只要把門一關，艙內還能保持干凈和安靜。但是，有時我們也需要呼吸點新鮮空氣，此時，我們必須走到甲板上去，只需走幾步路就行。可這幾步路就成了一個艱難的歷程。在沙丁魚的人叢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條路，是并不容易的。到了外面甲板上，我忽然在橫躺豎臥的人叢中發現了那一位同我們一起上船的比利時和法國留學女生。只見她此時緊閉雙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轉不動。有人跨過她的身軀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臉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覺。連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著了呢?抑或是醒著呢?我不得而知。她就這樣一連躺了幾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驚不小。我知道，她是學數學的，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她的表情來看，我總疑心她當過修女。不管怎樣，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則她在船上的這一番工夫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