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fā)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系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jīng)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后來聽說，在我以后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jù)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于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fā)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鉆。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復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