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國學大師季羨林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的思想和學術作品一直影響著后來人，這位大師是怎么評價民國教育的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錢學森之問”:探究民國時期的教育評價

　　2005年，溫總理去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錢老感慨道：“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接著，錢學森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在錢老的眼中，民國時期培養出許多大師，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至今無人能超越。我們不禁思考，像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華羅庚、馮友蘭、季羨林這樣的大師級人物難道只有那個時代才有?時勢造英雄，是不是只有民國時期才具備孕育大師的時代契機?歷經歲月的洗禮，民國時期的教育究竟因何值得追憶與珍藏?讓我們帶著這些疑問追溯到民國時期，一探究竟。

　　一、教育目標：民國教育評價的價值指向

　　民國初期政府的教育價值取向充分體現在教育宗旨的確立上。1912年7月，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主張把“五育并舉”作為民國教育宗旨的提案。雖然在大會上沒有獲得大多數代表的認同，表決時也只通過了“五育并舉”的部分內容，但是該提案意義深遠，它體現了教育目標追求和實現教育目標的基本內容。

　　在教育目標追求層面，體現了隸屬政治之教育與超軼政治之教育的和諧統一。蔡元培在1912年發表的《對于新教育的意見》一文中，根據教育立足點的不同，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教育：一種是站在政府的立場、按政府的方針來考慮、規范教育問題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出發點與目標導向均以現實社會的政治需求為標準;另一種是站在人的發展的立場，從完善人性的角度來考慮、規范教育問題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出發點與目標導向以個體人格的完善為標準。蔡元培分別把這兩種不同立足點的教育稱為隸屬政治之教育與超軼政治之教育。

　　隸屬政治之教育是必要的，特別是在西方列強環伺和現代科技發展的背景下，沒有這方面的教育或這方面的教育不足，社會政治就不穩定，就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的局面。但隸屬政治之教育的特點決定了它滿足的僅是現實社會的功利需求，而對個體超越自然秉性和提升精神品格的需求，它是無能為力的。而這種超越和提升，又是每一個社會和個體必需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在隸屬政治之教育之外去尋找途徑。與隸屬政治之教育不同，超軼政治之教育追求的不是現實社會的政治、物質，而是超越現實社會的政治、物質的形而上的精神滿足。隸屬政治之教育和超軼政治之教育是教育的兩個不同方面，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在這一整體中，隸屬政治之教育和超軼政治之教育分別滿足于個體發展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與精神生活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超越和發展。因此，蔡元培明確指出：“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如此，教育才是國民所需要的教育，才是發展全面人格所需要的教育。

　　在實現教育目標的基本內容方面達到了五育并舉。根據兩種教育劃分的理論，蔡元培提出了全面人格的教育目標和五育并舉的教育主張。“軍國民、實利兩主 義，所以補自衛自存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這三育為隸屬于政治之教育，其追求的是現世幸福，為不幸福之人類到達實體世界之一種作用。致力于這些方面的教育可改變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落后的現狀。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即使民國成立了，它也不會改變。五育是統一的整體，缺一不可。“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于神經系，而無跡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民國時期我國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受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在杜威看來，教育的目的就是學生自己，十分強調滿足學生的主體需要，在其本身之外沒有任何目的。正是在此影響下，民國時期我國的教育學者和教育主管部門也給教育以必要的獨立性，學校和教師都重視學生的個性和潛在價值的保存和發掘。

　　此外，當時的教育依然重視教育的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提倡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勞動者和建設人才的基本教育途徑。由于國家經濟的貧困和勞動人員素質的低下，民國時期特別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并將這種關注和重視以教育方針的方式體現出來。在這種對于職業教育的提倡之下，涌現出了黃炎培等一大批職業教育家和提倡實利主義教育家。這些教育家的出現，使得職業教育在當時的中國由理念變成了一種現實，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早期的民族工商業的萌芽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間接起到了服務國家經濟、服務民眾生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