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讀完寥寥僅84字的《記承天寺夜游》，這句話就像一句鏗鏘有力的吶喊，似是想要喚醒什么。

　　蘇軾的才華自不必說。倘若按謝靈運所說的話，我認為蘇軾亦可占八斗，奇才豈會比不上曹子建呢！他不僅志向遠大，又有濟世之才，怎么著也不會“閑著”。

　　的確，在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從未閑過，當上了皇帝秘書的蘇軾自然是往來奔波、任勞任怨的。與王安石相比，他更有遠見：向百姓增加賦稅在短期內是會有些起色。但是長此以往，原本就貧苦的人再加上身負的種種苛捐雜稅，簡直就是雪上加霜！而國家呢？從前與變法之后不會有太大的區別。王安石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眼界狹窄的他最終勸皇帝將蘇軾趕到黃山，自己一意孤行——繼續變法，結果自不必說。

　　之后蘇軾縱使想做些什么，也沒有什么可做的。當然，他不會對王安石有絲毫的怨氣或憤恨，常以樂天派自居的他不會如此也不屑于如此。終日無所事事的他既不對名利場上的斗爭感興趣，也無隱居深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雅興。他只是每天舉杯銷愁而已，自然是不能與在朝廷當官時的風光相比了。但他似乎并沒有對如此巨大的反差有什么太多感想，他“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悠哉游哉，游山玩水，充滿閑情逸致。他表面上是淡然的，其實內心有幾分隱忍，是對于根據的隱忍，對于朝廷的隱忍。我真不知道為何碩大的朝堂可容得下君王，容得下文武百官，為何就容不了一個蘇東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