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在中國散文史上雖然不如先秦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樣引人注目，卻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開放在深山石隙間的一叢幽蘭，疏花續(xù)蕊，迎風吐馨，雖無灼灼之艷，卻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風韻。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開頭兩句點明時間、地點。集子中凡紀昔游之作，大多標明朝紀年，以示不忘故國。這里標“崇禎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當隆冬多雪之時，“余住西湖”，則點明所居鄰西湖。這開頭的閑閑兩句，卻從時、地兩個方面不著痕跡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

　　緊承開頭，只此兩句，大雪封湖之狀就令人可想，讀來如覺寒氣逼人。作者妙在不從視覺寫大雪，而通過聽覺來寫，“湖中人鳥聲俱絕”，寫出大雪后一片靜寂，湖山封凍，人、鳥都瑟縮著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聲，連空氣也仿佛凍結(jié)了。一個“絕”字，傳出冰天雪地、萬籟無聲的森然寒意。這是高度的寫意手法，巧妙地從人的聽覺和心理感受上畫出了大雪的威嚴。它使我們聯(lián)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這幅江天大雪圖是從視覺著眼的，江天茫茫，“人鳥無蹤”，獨有一個“釣雪”的漁翁。張岱筆下則是“人鳥無聲”，但這無聲卻正是人的聽覺感受，因而無聲中仍有人在。柳僅二十字，最后才點出一個“雪”字，可謂即果溯因。張岱則寫“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鳥聲俱絕”，可謂由因見果。兩者機杼不同，而同樣達到寫景傳神的藝術(shù)效果。如果說，《江雪》中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是為了渲染和襯托寒江獨釣的漁翁;那么張岱則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