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黃庭堅，我們?yōu)榇蠹曳窒淼谋彼沃?a href="/wenxue/">文學家、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黃庭堅作品藝術價值怎樣的呢?下面和小編一起分析黃庭堅的藝術人生。

　　如果要評選北宋中后期的先鋒藝術家，在我看來，黃庭堅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個時代，擺脫蘇軾的影響殊非易事，更不要說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黃庭堅作為蘇門最年長的弟子，不但在詩文方面別開生面、開宗立派，書法也能不囿于師法，不但度越時輩，還可與古人爭勝，真可謂大志者與善學者。

　　鑒于他在草書上達到的境界異峰突起，遠邁時賢，其貢獻紹于晉唐，很多人將這位江西詩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過事實上，在北宋時期，藝術天分高于黃庭堅者大有人在，因為滿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終都堙沒于時代;黃庭堅則是目標專謹，一步一進，終生修持，以漸悟與頓悟的交替，不斷超越自身局限，逐漸抵達澄明之境。天才一詞，抵消了黃庭堅上下求索的存在狀態(tài)及其普世意義。

　　元豐三年，三十六歲的黃庭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shù)種贈丘十四》)的觀點，展示出過人的抱負與高遠的追求。這當然不是一時的沖動之論，在整個青年時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經(jīng)貫穿于他的日常生活。

　　在別處的贈答詩句中，他一再表達這一堅定和果敢的藝術立場：不為牛后人!比如《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后人。”又比如《再用前韻贈子勉》：“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后，百年風轉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時代，這可以看作一種代際之間的“超越焦慮”，其與蘇軾“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畫至于吳道子，書至于顏魯公，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的感嘆，可謂異中有同。

　　正是這種“不為牛后人”的超越焦慮，引領著黃庭堅在藝術大道上不斷精進，這一特質在他的草書探索過程中，更是體現(xiàn)無遺。

　　據(jù)他自述，早年學習周越草書，沾染上“弄筆左右纏繞”的習氣，且筆法不熟，筆力軟靡，俗氣難脫，這種狀況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圖引》尚有表征。

　　自元祐初期聚游于蘇門，在老師及蘇門友人錢勰和王鞏等人的批評氛圍中，中年的黃庭堅反省到自己草書“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于是暫時地放棄了草書創(chuàng)作。“余少擬草書，人多好之，唯錢穆父以為俗。初聞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觀之，誠如錢公語。”對于自視頗高、追求“韻勝”的書家而言，其鄙夷俗書也到了毫發(fā)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寧可不寫草書的選擇。雖然態(tài)度決絕，但實際上他對古人草法的關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后期的書論中，黃庭堅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遠”，明確流露出希冀與古人爭勝的心情。這樣的思想背景與自我定位，使他在嚴肅的筆墨錘煉中，逐漸拉開了與同時代書家的距離，進而成為宋代草書的代言人，奏響了盛唐之后沉寂四百余年來草書藝術的又一強音，以獨特的面貌雄視千古。

　　現(xiàn)存書跡中，能看到略早的后期草書已是紹圣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賀蘭铦詩卷》，黔州)，此時的筆墨氣象已經(jīng)大為不同。而這之前的《熙寧帖》(1078前后)、《浣花溪圖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筆不工之虞，一如蘇軾的批評說“草書有俗筆”，在這些前期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蘇門友人批評所產(chǎn)生的緣由。正是在這種求韻與斥俗的氛圍中，黃庭堅始終保持著對草書創(chuàng)作的警惕，不輕易落筆，也不輕易示人，直到后來體悟筆法真諦。

　　“紹圣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書自作草后》)。“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草書老杜詩后與黃斌老》)。紹圣四年正月，當蘇軾從友人手中看到黃庭堅所作草書后，嘆賞不已，以張融“恨二王無臣法” 的典故表達了對其筆法新意的認可。晚年的黃庭堅也曾在《跋此君軒詩》中自負地說：“數(shù)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

　　從書體的角度看，黃庭堅處處以其師蘇軾為坐標、為參照，力圖有所超越并自成一家，他的精進追求與藝術成就，因為坐標本身的高遠，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斷達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論文《黃庭堅詩歌研究》中談到，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黃庭堅雖游于蘇門，但他有不為牛后人的氣概和求新求變的精神，所以在步武東坡時，能有所趨避，從而自成一家”。其實不僅是寫詩，書法方面亦然。

　　后期草書的氣象可以證明，黃庭堅書法成就是有出藍之勝的。蘇軾在惠州時所見黃之草書，還僅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并非高峰期之作，遠不能同更后來的《諸上座帖》《李白憶舊游詩卷》等書跡相比。可以想象，設若東坡能在世看到《諸》《李》等帖，以其胸襟氣度，必將感嘆黃為當朝草書之冠。可惜在黃庭堅的晚年，蘇門友人已紛紛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獨。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間，天下士人出于功名心態(tài)翕然學王書，跟風者眾。而王安石曾評價黃庭堅詩文說：“黃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顯然是頗為賞識的。黃庭堅沒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荊公走近，而是選擇與外放不得志的蘇軾訂交，顯然更多是源于個性與志趣上的投合。至于黃所鐘情的書法，王安石也始終只是信手而已，并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觀之，蘇黃的訂交，終其一生窮達的軌跡，更多表現(xiàn)出政治立場上的患難與共， 與文學藝術上的惺惺相惜。

　　作為宋代文壇盟主的蘇軾對黃庭堅始終期許很高，甚至還曾戲仿黃庭堅的“山谷體”作詩，蘇黃齊名的詩歌與書法成就，也完全印證了蘇軾當年的眼力與盛贊。而黃庭堅的交游選擇，也充分體現(xiàn)出了他度越時輩的眼力。黃庭堅一生評價蘇字藝術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為品評名句，如“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跋東坡墨跡》);“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余，于今為天下第一”(《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等。對于蘇字“韻勝” 的深刻理解與體認，相當程度上體現(xiàn)了黃庭堅對書法藝術的卓越認識。

　　事實上，不論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恒價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并力圖超越，才能最終成就另一種偉大。

　　對于師生的成就關系，韓退之一語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就草書而言，黃庭堅已經(jīng)超出蘇軾遠甚。晚年的一段跋語，盡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評價已經(jīng)越出師門，直抵古人，讀來令人擊節(jié)：“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為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仆作此無顧忌語。‘后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跋自草與劉邦直》)

　　好個“后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大概正是這種自覺的歷史意識貫穿于一生的探索，黃庭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世矚目的，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說，“黃山谷清癯雅脫， 古淡絕倫，超卓之中，寄托深遠，是名貴氣象。”黃字在南宋已為天下翕然所從，自明清以來又影響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鐸、傅山、八大等眾多大家，越來越展現(xiàn)出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

　　歷來有成就的書家，天資才力之外，志向高遠，不甘人后， 因此對于自己尊崇的老師，也并不盲從，老師既是學習取法的對象，也是創(chuàng)造立新的潛在對手。蘇黃終生不渝的堅貞友誼， 與藝術追求上的分合關系并不矛盾，蘇黃交游對彼此藝術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對有宋一代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正體現(xiàn)了精英文化傳承過程的內(nèi)在規(guī)律與典型意義。

　　而以蘇軾為靈魂人物的蘇門，其自由平等的學術風氣， 寬松多元的藝術觀念，以及作為后學者的黃庭堅對于“自成一家”信念的堅守，對于獨立風格的艱辛探索，都給今天的我們，尤其是今天的高等書法藝術教育，樹立了最好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