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有大量的文字資料記錄了他對草書的論述，有對書家的、有對法書墨跡的。大量的跋文中，對張旭、懷素、顏真卿以及魏晉和秦漢的書家、書跡多次評論，表達了他對草書的看法。

　　摘要：關(guān)于黃庭堅的草書淵源，通過分析材料得出有兩個結(jié)論，一個是唐代張旭、懷素的大草、狂草一脈;另外一個是魏晉以及漢代的索靖、張芝、二王等章草、小草一系，同時本文從沉著痛快、篆隸筆意、清韻與拙四個方面闡述了黃庭堅的草書觀念。試圖在前人研究基礎(chǔ)上，重新審視黃庭堅草書的價值。

　　關(guān)鍵詞：沉著痛快 篆隸筆意 清韻 拙

　　引言 ：黃庭堅是中國書法史上極具影響的一位書家， 其草書藝術(shù)成就最為突出。 通過研究黃庭堅的草書藝術(shù)，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宋人的尚意書風及書法表現(xiàn)心性的時特征。論文從黃庭堅草書淵源、草書觀等幾方面進行了理論性分析， 通過對比的方法闡釋黃庭堅的草書價值。

　　一、黃庭堅草書淵源

　　(一)黃庭堅的生平及草書認識

　　1.黃庭堅的生平簡介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又稱黃豫章，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詩人、詞人、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后擢起居舍人。紹圣初，新黨謂其修史“多誣”，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羈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進士，紹圣初以校書郎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被貶職，后來新黨執(zhí)政，屢遭貶，死于宜州貶所。

　　擅文章、詩詞，尤工書法。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一代風氣。早年受知于蘇軾，與張耒、晁補之、 秦觀并稱“蘇門四學士”。詩與蘇軾并稱“蘇黃”，有《豫章黃先生文集》。詞與秦觀齊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龍榆生《豫章黃先生詞》。詞風流宕豪邁，較接近蘇軾，為“江西詩派”之祖。

　　2.黃庭堅的草書認識

　　黃庭堅有大量的文字資料記錄了他對草書的論述，有對書家的、有對法書墨跡的。大量的跋文中，對張旭、懷素、顏真卿以及魏晉和秦漢的書家、書跡多次評論，表達了他對草書的看法。漢魏間的索靖、張芝、皇象、二王等書家，他或針對其書風、或具體作品，都有精彩的品評。許多著名的草書法帖也見于他的跋文。即使他沒有臨習這些作品，但從記錄的文字可以看出他深刻的認識。一些秦漢的碑版文字，跋文中也有提及。這或許我們可以從黃庭堅草書作品找到有力的佐證，以顯示出對它們的取法。

　　分析跋文和其它一些文字材料，可以看到黃庭堅草書淵源有兩個傳統(tǒng)，一個是唐代草書，即張旭、懷素的大草、狂草一脈。同時顏真卿的草書也是他重要的取法對象;歷來對黃庭堅的草書淵源，認為得懷素草法多而很少提及張旭。而在黃庭堅的跋文中多次流露出他對張旭的推崇，如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為作之，殊不能得其仿佛。”[1]

　　“僧懷素草攻瘦，而長史草攻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2]

　　“……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3]

　　從黃庭堅的草書作品中，也足以證明他對張旭的特殊領(lǐng)悟。黃庭堅把張旭、懷素草書相提并論，認為他們在草書上各有千秋、肥瘦各得一面。

　　另外一個傳統(tǒng)是魏晉以及漢代的草書，即索靖、張芝、二王等章草、小草一系。這兩個方面黃庭堅以師法古人為草書取法的傳統(tǒng)。黃庭堅在師法古人之外，還注意師法自然。因為在他之前草書大家的經(jīng)驗告訴他，草書和自然的關(guān)系非常密切。如夏云奇峰、驚蛇飛鳥之類。這些類似的例子，黃庭堅在戎州悟道前后也有記述。

　　“元符三年二月乙酉，夜沐浴罷，連引數(shù)杯，為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鰲山悟道書也。”[4]

　　“……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5]

　　(二) 黃庭堅的草書觀

　　在草書凋零的宋代，黃庭堅敢于獨辟蹊徑。他對草書情有獨鐘，他在實踐古法的同時，記錄下了大量的心得、體會，這些言論散見于書札、題跋和部分詩篇當中。這是他長期習草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深切體會。這些看似零碎的議論，表達出了黃庭堅對草書的觀念，在這理論中，他提出了“不俗”、有“韻”、求“拙”、自然的草書審美觀。

　　1.古法

　　學書遵古、合古人筆意，是黃庭堅時時提及的話語。在黃庭堅的跋文中“古人”、“古法”的詞匯，屢屢出現(xiàn)。他認為學書要學古人、學古法。他對早年學草的經(jīng)歷自思反省之后，認為原因在于未得古法。到中年得觀眾多碑版法帖、古人墨跡后，才逐漸有了自己系統(tǒng)的草書觀念。在他眼中古人是索靖、張芝、二王等草書大家，他以索靖筆短意長的標準評判“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6]筆短意長、行間茂密正是他所尊崇的漢魏古法。

　　漢魏草書從篆隸中來，所以黃庭堅在跋語中多次提及篆隸筆意，以求正本清源。觀史孝山《出師頌》后得出“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7]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亦說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后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8]學習草書要從篆隸處尋源，一者草書從篆隸演變而來，再者學習篆隸可以豐富草書筆法和線條。他為此解釋到，這不是臆說，王右軍也是如此。他在為王圣子作字后跋言：“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軍父子。”[9]指出了張旭草書也是從篆法中來。黃庭堅用書法史上的草書大家，來作為他草書理論有力的佐證。表明他的觀點是有依據(jù)的。

　　學草要得篆隸筆意外，真書與草書間的關(guān)系也非常重要。黃庭堅對此也有精辟的論述。他說：“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10]而且把作真與作草的區(qū)別形象、客觀的闡釋為“楷法欲如快馬人陣，草法欲左規(guī)右矩。”[11]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黃庭堅以張旭為例，把張旭草書的成功歸益于真書。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圣度越諸家，無轍記可尋。”[12]

　　“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能如此。”[13]

　　正因為張旭在真草二體之間相得益彰，所以能取得成功。

　　草法須左規(guī)右矩，但不能拘于法度，草書用筆要沉著而不輕率，要痛快而不浮滑。古人草書正因為能做到沉著痛快而有古意。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評皇象草書時稱“沉著痛快”。皇象是黃庭堅草書取法的傳統(tǒng)之一。在黃庭堅的跋文里也有關(guān)于皇象草書的評論，他認為皇象書法有古意，妙絕于世。

　　他自己悟到沉著痛快，是在戎州之后。在他《書右軍文賦后》的一篇跋文中記到“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14]惋惜的是當時卻很少有人能理解、接受他的這一觀點。

　　2.清韻與拙

　　劉熙載《藝概》中指出“黃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 [15]可謂一語中的，抓住了黃庭堅論書精髓。黃庭堅評詩文書畫以韻一以貫之。以韻勝、乏韻、病韻來品評草書。可見韻是黃庭堅重要的審美理想，他對草書的審美追求以韻來衡量。有韻即是作品達到文字內(nèi)容與思想情感的統(tǒng)一，書法家功力與修養(yǎng)的統(tǒng)一。體現(xiàn)出一種言外之意、意外之意。范溫《潛溪詩眼》載“有余意之謂韻，即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行于簡淡平易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16] 可見韻就是須在法度之外追求一種簡遠清淡的境界。即超越文字筆墨造型結(jié)構(gòu)之外，體現(xiàn)出書法家的精神世界。

　　“韻”字很早就出現(xiàn)在各種藝術(shù)的論述中。早在曹植《白鶴賦》中講音樂時就有“清韻”一詞。南齊謝赫論畫也提出氣韻生動的要求。藝術(shù)的內(nèi)在精神，或者說內(nèi)在本質(zhì)、內(nèi)在生命被概括為“韻”。范溫在《潛溪詩眼》一文中說：“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舍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為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茍不勝，亦亡其美。”[17]晉人書法尚韻，是后人給出的評價。真正意義上于書法言韻，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人把韻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把韻作為書法的一種審美理想。其中，黃庭堅就是韻論的主要倡導者。

　　黃庭堅論書，言必稱韻。在他的題跋文字中多次出現(xiàn)“清勁”與“韻”的語詞，他所希望作品要有清氣，除做到點畫不混雜，行筆干凈利落之外，還要做到胸中有書數(shù)千卷。雖然通過讀書積累學問，可以使作品無塵埃氣、無俗氣。但在黃庭堅看來學問之韻還遠沒有達到書法的最高境界，學問之外還需要有對生活的體驗，要取法自然、體悟自然。他要追求的是一種超然脫俗、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地步。在他 “流水鳴無意，白云出無心，水的平淡處，渺渺不厭深” [18]的詩句中，不難看出黃庭堅期望的是一種渾然天成的境地。黃庭堅在繼承前人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之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面目。不僅僅從靠讀書積累學問中來，更多的是得益于造化之功、自然之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