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一：

　　《紅樓夢》書中最常看到的兩個詞語是主子和奴才。

　　大家可能都看過2006年播出的電視劇《宰相劉羅鍋》，劇中和珅向乾隆匯報都稱呼自己為奴才，劉墉匯報的時候稱呼自己為臣，就是劉墉被罷官了自稱為草民，也不稱呼自己是奴才，這稱呼上的差異是因何而起呢？因為主人和奴才這兩個詞語是滿人的專用名詞。“奴才”是指待奉主人的仆人。明朝時期，太監稱為“廠臣”“內臣”，大臣統統自稱為“臣”，并無奴才稱謂。到了清朝，皇宮內的太監、侍女便自稱奴才。但到雍正時期，這些風氣開始蔓延，一些家臣也開始自稱“奴才”，一是自我貶低討好主人，二是外人和主人覺得自己比別人對主人更忠誠，而關系也比一般人更加親密！朝中的王公大臣在面對皇帝及皇帝的妃嬪時也開始統統自稱奴才，以顯示自己對皇帝及妃嬪的無限忠誠。

　　至此，奴才便成了王公大臣的邀寵的專用名詞。“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其一個特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于“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

　　漢臣稱“臣”，并不是皇帝為了照顧漢臣的面子，而是為了與“奴才”一稱相區別，以顯示漢臣的地位低于滿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于科場舞弊案的奏折，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滿族統治者不肯讓漢人稱“奴才”，這是為什么呢？魯迅先生的雜文《隔膜》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可以看出大清時期，滿人內部保持著很濃厚的奴隸制習氣。滿洲等旗下官員，覲見皇帝、皇后時，自稱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這一自稱，無論官職尊卑，甚至官居大學士、尚書之職，仍然自稱為奴才。而漢族官員無論在覲見還是奏章中，都自稱為臣。

　　《紅樓夢》里主子和奴才這兩個詞可以說出現的太普遍了，看看大清朝的歷史，誰家的大院里天天張口主子，閉口奴才地說呢，只有一家別無二家，那就是皇宮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