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把鼎足而立的江南江寧曹寅、蘇州李煦、杭州孫文臣家三織造與書中的賈、史、王三家對應，似乎已成不少人的共識。比如學者李建華考證出，小說十三回和四十九回出現史湘云的叔叔忠靖侯史鼎、保齡候史鼐，與《前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管理蘇州織造李公行狀》中說李煦兩個兒子李鼎、李鼐就對上了號；其他如王熙鳳說她爺爺管理過各國朝貢，《粵海關志》就有康熙四十二年，孫文成當過粵海關監督的記載，王熙鳳說她家也接過駕，也與杭州織造接駕相符。這都是對讀懂《紅樓夢》具有意義的。

　　有紅學家說“沒有康熙南巡，《紅樓夢》就出不來”是不錯的。康熙為曹雪芹提供了寫作《紅樓夢》的舞臺，而他的南巡，也直接給一榮俱榮的江南三織造帶來了災難性結局。《紅樓夢》中說：“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還稱：“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康熙六次南巡，曹雪芹的父祖輩就曾經接駕四次。錢從哪里來？無非是挪用公款。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曾有旨給江蘇巡撫湯斌說：“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張符驤的《竹枝詞》就譏諷說：“天語叮嚀空有約，民間不費一錢耳”。《陳公神道碑》就記載了江寧知府陳鵬年反對總督阿山增加臨時賦稅的事。而屬于內府的江南織造得花錢就真的“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了，而且還要多用少報，以免造成康熙揮霍的印象。揚州行宮的建造就托名鹽商捐贈，曹寅和李煦兩人就各出了二萬，但只說只共用了幾千！所有的揮霍，如果不是康熙希望他們這樣做，三織造豈敢？所以他事后對大臣們說：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實際情況康熙不會說，三織造不能說。但康熙表面上卻還假惺惺地說：“茱萸灣行宮乃系鹽商百姓感恩之誠而建起，雖不與地方官吏，但工價不下數千，嘗覽《漢書》，文帝惜露臺百金，后世稱之，況為三宿所費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懷一首以自警，又黏之壁間以示維揚之眾。”《康熙南巡秘記》甚至說：“康熙帝屢次南巡，地方官備辦供應，挪用公款，虧空甚巨。大吏懼掛吏議，責令賠補，敲骨吸髓，上下交困，仕者至視南中為畏途。”為此，康熙繼續明知故問，命大學士張鵬翮去察審，張鵬翮當然不敢說。雖說是“拿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皇帝的隨從，特別是那幾個皇子，都不是省油的燈，經手者也不能白干，《蘇州府志》記載：李煦的家人就有湯、錢、瞿、郭四姓皆巨富，在蘇州的宅子各值萬金。康熙需要三織造繼續為自己干了重活、葬活、險活，解決的辦法是讓曹李兩家輪流管兩淮鹽務，但一管就是十年，仍然不能補足虧空！弄得知道“兩淮事物重大，日夜悚懼，恐成病發，急欲將搶糧清楚，脫離此地。”的曹寅，終于“無貲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不瞑。”他的舅子李煦繼續延期代管鹽政，但直到雍正即位，虧欠的舊賬仍然不斷被發現，時隔三十年，時任蘇州織造胡鳳鞏還查出“李煦于康熙三十二年，奉內務府行文著動備用銀二千買米四千一百馀石，此項動用銀，著已經報銷訖，所買米并無存儲，明系虧空。”因為雍正和康熙對待三織造的態度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