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最崇拜的偉人之一就是梁啟超，他甚至將時人習稱的“康梁變法”說成“梁康變法”，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鼓吹的“新民說”讓青年毛澤東感佩不已，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他和好友在湖南成立了名為“新民學會”的革新社團，后創辦《湘江評論》，致力于改造國民性的實踐。很多研究者都已指出，雖然毛澤東的思想淵源頗為復雜，但在毛澤東晚年，他青年時代的思想又浮出了水面。56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復雜的，而通過對中國文化的改造來締造社會主義新人則是其中的主要脈絡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間宣傳的模范共產黨人形象具有“獻身公共利益、向往未來、嚴于律己、敢于犧牲”的品質，這同梁氏新民形象具有“驚人的相似”。57如果說新文化運動高揚的民主和科學需要思想啟蒙，那么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同樣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也需要思想啟蒙。新文化運動后期，胡適提出“問題與主義”之爭，表示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對于當時新興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異議。此后，新文化運動就開始分化，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幾位主將們所持主義不一，各走各路了。在毛澤東看來，這個分化導致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它最初的思想啟蒙使命，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應當依據更為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胡適鼓吹的實用主義唯心論。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表示了對《紅樓夢》的高度興趣，1956年，在題為《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他將《紅樓夢》譽為中國文化的最高峰：

　　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