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一本小說能像《紅樓夢》這樣讓人高山仰止。那么它為何成絕響?我們通過下文尋找答案。

　　01《紅樓夢》的誕生帶有偶然性

　　時代造就了《紅樓夢》

　　即使在清代，《紅樓夢》亦屬“現象級”作品。

　　首先，作者非常熟悉城市生活，可清代城市化率只有7%。其次，作者有扎實的文化功底，而清代紳士群體總數不超過300萬，不足總人口的1%。第三，出身官宦之家，而清代到道光時文官總數只有11316人，相當于總人口的3.4萬分之一。

　　在如此小眾的群體中，曹雪芹還有兩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他身邊聚集了一批有鑒賞力、喜愛小說的文人，比如敦敏、敦誠兄弟，是皇親國戚，曾供養過曹，這些人是《紅樓夢》最早的讀者，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另一方面，他少年時生活優裕，眼界頗寬，且形成了不屑為稻糧謀的性格，能專心于創作。

　　曹雪芹生逢“康乾盛世”，當時中國已進入前現代社會，諸多現代性因素再度萌芽，對人們觀念造成巨大沖擊，這既撼動了傳統秩序，又帶來了種種新的可能，然而，傳統枷鎖猶在，在“盛世”的麒麟皮下，變革找不到合法性資源。

　　人心思變，卻不能言變，這為小說家提供了上位的空間。

　　孕育《紅樓夢》的經濟土壤

　　曹雪芹的幸運在于，他恰好生活在一個“夾縫時代”，既看到了盛世，也看到了衰敗，這是他之前和他之后作家所不具備的資源。由于種種原因，“康乾之治”并未將中國帶入現代社會，反而出現逆轉，走向長期停滯和倒退。

　　其實，唐宋之世商品經濟已現活力，但缺乏貴金屬資源，市場一開放，貨幣即不足，導致“錢輕物重”，王朝不得不強化對流通渠道的管控，重農抑商。宋代時開始發行紙幣，本是很好的解決之道，南宋時還引入準備金制度，操作手法接近現代央行。

　　但是，宋代皇權獨大的格局雖有松動，卻沒有革命性改變。傳統官僚系統無法約束皇室用濫發紙幣來攫取民間財富，特別是南宋軍事壓力大，一旦缺餉，只能增發紙幣，使其信用一落千丈。

　　在傳統政治的框架中，貨幣不足成為死結。而明清時期，西班牙人在美洲掠奪的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加上大量流入中國的日本白銀，困擾數百年的“錢輕物重”的局面被意外地突破了，所以明清時中國開始出現全國市場，各地商幫崛起，商品經濟空前繁榮。

　　然而，康乾雖是盛世頂點，卻也是走向衰敗的拐點：主幣仰仗海外的畸形經濟模式此時出現很大問題，特別是持續通脹和周期性經濟波動，給王朝穩定帶來威脅。乾隆晚年曾多次擔憂國家一旦沒有明君，將很可能被顛覆，所以從中晚期開始，控制越來越嚴，社會漸漸失去活力，以后嘉慶、道光等一味因循守舊，令龔自珍抱怨“朝無才相、巷無才偷、澤無才盜”。

　　在清代，與曹雪芹同時期的作家也許是最后一批可能寫出巨著的人，但由于《紅樓夢》被禁，加上曹雪芹身世潦倒，使他很難成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