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談古文運動者往往以韓門大弟子李翱為例來說明韓愈的領導作用，但李翱對韓愈一直稱兄稱友，一直以韓愈之友自居。古人師道與君父同，很嚴，很尊重。君父當然可以和臣子交朋友，但絕無臣子稱君父為兄為友之理。李翱到底是韓愈什么人？弟子，還是朋友？

　　一

　　李翱是韓愈弟子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韓愈。他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說：“近李翱從仆學文……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于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本，下同） 其言如此，似乎以李翱、張籍為其弟子。后來的宋祁置李翱于韓愈弟子之列，當是以韓愈此話為依據的。那么，宋祁的做法正確嗎？問得更直接點，韓愈真的以李翱為弟子嗎？難說得很，還是以韓愈的說法為準吧。

　　《與馮宿論文書》寫于貞元十四年韓愈三十一歲時 （見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目錄，以下韓文編年皆從此書。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一年后，韓愈在《與李翱書》一文中又說：“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時人也。”又曰：“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于我者誠是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 試問：既稱“子之愛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于我者誠是矣”，這是為師者對弟子說話的口氣嗎？剛剛說過“近李翱從仆學文”的話，剛剛讓人以為他要以李翱之師自居，這時的話從稱呼到語氣卻都對李翱充滿了感激、尊敬，不但沒有把李翱當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評，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師似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不是偶一為之，更不是一時發昏。例如，又過一年，即貞元十六年，韓愈在《與孟東野書》曰：“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 眼看就要成為他的侄女婿了，還要稱“習之”，這可以認為是韓愈的謙虛、穩重，或者處事低調。但唐人的稱呼慣例正如李翱《答朱載言書》所說“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 （《李文公集》卷六，四部叢刊本，下同）。 韓愈如以李翱為弟子，又何須稱“習之”呢？再舉一顯著例證。李翱《答韓侍郎書》：“還示云：于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 （《李文公集》卷六） “于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是韓愈在信中稱贊李翱的話，此話不僅把李翱與自己相提并論，而且稱李翱為“公”，“公”是什么意思呢？洪邁《容齋隨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之《續筆》卷五“公為尊稱”條有如下解釋：“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謂年之長者曰公”。李翱不比韓愈年長，而比韓愈小六歲，韓愈應按照唐人的規矩，也按照他自己稱呼其他后學的一貫做法，稱李翱為“足下”或“吾子”才對，現在卻稱為“公”，如此反常，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當然，我們不能憑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評就斷定李翱為韓愈之師，但可以斷定李翱絕非韓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斷定，韓愈絕不認為李翱是他的弟子。那么“李翱從予為文”的話該怎么解釋呢？這個問題應當問韓 愈，但韓愈全集只會讓我們一頭霧水，那就只有看李翱怎么說了。

　　二

　　關于李翱是韓愈弟子還是朋友的問題，通檢《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寫于韓愈生前，一篇寫于韓愈卒后。

　　其一《答韓侍郎書》是批評韓愈的，認為韓愈獎掖后進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韓愈為兄：“如兄者，頗亦好賢。” （《李文公集》卷六） 其二《與陸渴欏肥淺埔韓愈的：“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 （《李文公集》卷七） 其三《薦所知于徐州張仆射書》仍然是稱引韓愈的：“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于理亂根本之由。” （《李文公集》卷八） 并為張仆射未能得到韓愈而惋惜。其四為《祭吏部韓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嘗辯之……乃兄之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 （《李文公集》卷十六） 區區三百余字中即稱兄九次，且明確地說韓愈“待予以友”。古人把師道看得很重，與君親并列，如韓愈是李翱之師，李翱不至于如此唐突，稱師為友。不要說古代，即便是今人，于莊重場合也不會稱父、母、師為友，更不會時刻、永遠稱父、母、師為友。

　　不論是稱引韓愈還是祭奠韓愈，李翱皆明確地以韓愈為友，也說韓愈待他以友，而從不認為或暗示他是韓愈弟子。這一點惹得后人大生疑問，并進而懷疑韓愈抗顏為人師的做法與蘇軾相比實在不夠高明。如鮑倚云《退余叢話》卷二云：“東坡于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文潛、少游、無己輩，未嘗敢以師資自處，何其謙也！昌黎抗顏為師，以弟子畜李翱、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云‘習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以師資事韓，并婚婭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韓公意度，似遜坡公一籌。” （見聚學軒叢書第76冊） 龔自珍《定庵文集補編》卷四之《與人箋》亦曰：“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 （四部叢刊本）

　　李翱僅僅在稱呼上不愿稱韓愈為師嗎？不，他從內心也沒有把韓愈當作老師。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記述李翱的自負語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 （《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三，四部叢刊本） 歐陽修于古文創作上推崇的不是“韓柳”，而是“韓李”，顯然認可了李翱的說法，元代白澇凇墩吭ň燦鎩肪磯中也認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冊） 。清乾隆時所編《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與孫樵湊足十家。可見，李翱的自負并非狂妄，倒確是近乎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