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談古文運(yùn)動者往往以韓門大弟子李翱為例來說明韓愈的領(lǐng)導(dǎo)作用，但李翱對韓愈一直稱兄稱友，一直以韓愈之友自居。古人師道與君父同，很嚴(yán)，很尊重。君父當(dāng)然可以和臣子交朋友，但絕無臣子稱君父為兄為友之理。李翱到底是韓愈什么人？弟子，還是朋友？

　　一

　　李翱是韓愈弟子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韓愈。他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說：“近李翱從仆學(xué)文……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xué)于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本，下同） 其言如此，似乎以李翱、張籍為其弟子。后來的宋祁置李翱于韓愈弟子之列，當(dāng)是以韓愈此話為依據(jù)的。那么，宋祁的做法正確嗎？問得更直接點(diǎn)，韓愈真的以李翱為弟子嗎？難說得很，還是以韓愈的說法為準(zhǔn)吧。

　　《與馮宿論文書》寫于貞元十四年韓愈三十一歲時 （見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目錄，以下韓文編年皆從此書。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 ，一年后，韓愈在《與李翱書》一文中又說：“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雖巧說，何能逃其責(zé)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時人也。”又曰：“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zé)于我者誠是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 試問：既稱“子之愛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zé)于我者誠是矣”，這是為師者對弟子說話的口氣嗎？剛剛說過“近李翱從仆學(xué)文”的話，剛剛讓人以為他要以李翱之師自居，這時的話從稱呼到語氣卻都對李翱充滿了感激、尊敬，不但沒有把李翱當(dāng)?shù)茏樱炊邮芾畎康呐u，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師似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不是偶一為之，更不是一時發(fā)昏。例如，又過一年，即貞元十六年，韓愈在《與孟東野書》曰：“李習(xí)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后月，朝夕當(dāng)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 眼看就要成為他的侄女婿了，還要稱“習(xí)之”，這可以認(rèn)為是韓愈的謙虛、穩(wěn)重，或者處事低調(diào)。但唐人的稱呼慣例正如李翱《答朱載言書》所說“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 （《李文公集》卷六，四部叢刊本，下同）。 韓愈如以李翱為弟子，又何須稱“習(xí)之”呢？再舉一顯著例證。李翱《答韓侍郎書》：“還示云：于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 （《李文公集》卷六） “于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是韓愈在信中稱贊李翱的話，此話不僅把李翱與自己相提并論，而且稱李翱為“公”，“公”是什么意思呢？洪邁《容齋隨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之《續(xù)筆》卷五“公為尊稱”條有如下解釋：“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謂年之長者曰公”。李翱不比韓愈年長，而比韓愈小六歲，韓愈應(yīng)按照唐人的規(guī)矩，也按照他自己稱呼其他后學(xué)的一貫做法，稱李翱為“足下”或“吾子”才對，現(xiàn)在卻稱為“公”，如此反常，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當(dāng)然，我們不能憑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評就斷定李翱為韓愈之師，但可以斷定李翱絕非韓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斷定，韓愈絕不認(rèn)為李翱是他的弟子。那么“李翱從予為文”的話該怎么解釋呢？這個問題應(yīng)當(dāng)問韓 愈，但韓愈全集只會讓我們一頭霧水，那就只有看李翱怎么說了。

　　二

　　關(guān)于李翱是韓愈弟子還是朋友的問題，通檢《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寫于韓愈生前，一篇寫于韓愈卒后。

　　其一《答韓侍郎書》是批評韓愈的，認(rèn)為韓愈獎掖后進(jìn)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韓愈為兄：“如兄者，頗亦好賢。” （《李文公集》卷六） 其二《與陸渴欏肥淺埔韓愈的：“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 （《李文公集》卷七） 其三《薦所知于徐州張仆射書》仍然是稱引韓愈的：“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fēng)，明于理亂根本之由。” （《李文公集》卷八） 并為張仆射未能得到韓愈而惋惜。其四為《祭吏部韓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嘗辯之……乃兄之為……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 （《李文公集》卷十六） 區(qū)區(qū)三百余字中即稱兄九次，且明確地說韓愈“待予以友”。古人把師道看得很重，與君親并列，如韓愈是李翱之師，李翱不至于如此唐突，稱師為友。不要說古代，即便是今人，于莊重場合也不會稱父、母、師為友，更不會時刻、永遠(yuǎn)稱父、母、師為友。

　　不論是稱引韓愈還是祭奠韓愈，李翱皆明確地以韓愈為友，也說韓愈待他以友，而從不認(rèn)為或暗示他是韓愈弟子。這一點(diǎn)惹得后人大生疑問，并進(jìn)而懷疑韓愈抗顏為人師的做法與蘇軾相比實(shí)在不夠高明。如鮑倚云《退余叢話》卷二云：“東坡于一時文人，如魯直、補(bǔ)之、文潛、少游、無己輩，未嘗敢以師資自處，何其謙也！昌黎抗顏為師，以弟子畜李翱、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云‘習(xí)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以師資事韓，并婚婭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韓公意度，似遜坡公一籌。” （見聚學(xué)軒叢書第76冊） 龔自珍《定庵文集補(bǔ)編》卷四之《與人箋》亦曰：“師弟子分至嚴(yán)，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 （四部叢刊本）

　　李翱僅僅在稱呼上不愿稱韓愈為師嗎？不，他從內(nèi)心也沒有把韓愈當(dāng)作老師。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記述李翱的自負(fù)語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 （《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三，四部叢刊本） 歐陽修于古文創(chuàng)作上推崇的不是“韓柳”，而是“韓李”，顯然認(rèn)可了李翱的說法，元代白澇凇墩吭ň燦鎩肪磯中也認(rèn)為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shù)公而”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冊） 。清乾隆時所編《唐宋文醇》干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與孫樵湊足十家。可見，李翱的自負(fù)并非狂妄，倒確是近乎事實(sh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