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三十五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作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作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