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人稱韓文公，乃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師說》大家應該是很熟悉的。

　　要理解解讀高二語文上冊韓愈的《師說》的思想內容，除了需要依據(jù)全篇的內容，還必須聯(lián)系作品的社會背景、作者生平經歷等情境。這樣解讀《師說》，其結尾就不僅僅是附記性質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內容就不單是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韓愈為什么要作《師說》，從表面看結尾從寫作緣起作了解答，是為了贊許李蟠“能行古道”。具體分析應該是兩個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一是“不拘于時，學于余”。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兩條，就值得韓愈為他寫篇文章贈送?正因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學經歷實踐了韓愈古文運動的思想，成了觸動韓愈針對現(xiàn)實發(fā)表議論的一個契機。

　　語境一：不顧流俗，獎勵后學

　　“不拘于時”，所謂“時”，就是時俗，指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謂“古道”，則是指古代尊師重道的風尚。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當時上層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憑著高貴的門第，生來就是統(tǒng)治者，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了韓愈所處的中唐時代，這種風氣仍然存在，上層“士大夫之族”自己不從師學習，也反對像韓愈那樣公然為人師之人，還對別人的從師學習“群聚而笑之”。時任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的韓愈對上層“士大夫之族”的惡劣風氣深惡痛絕。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xiāng)，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tài)度對待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當時向他請教的青年后學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和指示有加。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xiàn)象，當然地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方辭。愈以是得狂名。”當然，這里的“師”，并非教孩子寫字和斷句的學塾老師。韓愈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謂“師”，是指學業(yè)上事業(yè)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請教，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當時卻有一部分人以從師為恥，把當老師的人視為“狂人”。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這等怪事，韓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顏為師，獎勵投書請益的青年后學李蟠等。《師說》結尾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

　　在這篇文章的開篇，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人非生而知之者”，嚴正批駁了上層“士大夫之族”宣揚的血統(tǒng)論和先驗論，明確指出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對教師職責認識的局限，把教師的職責從“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擴大到“傳道授業(yè)解惑”，打破傳統(tǒng)師法森嚴的壁壘，把教師弟子的關系社會化了，提出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平等的相對的，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的緣故，即能者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他論及當時社會上各種“恥學從師”的現(xiàn)象，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xiàn)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說明他們的不明智。又有一種現(xiàn)象，廣大的各行各業(yè)的人，即“巫醫(y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之類，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y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rdquo;。作者反復申述了師的重要性。

　　《師說》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再聯(lián)系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情境進行分析，我們從中就可看出韓愈反對流俗的巨大勇氣和堅持真理的可貴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為什么會招致那么多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遭到當權者的排擠，以至“居長安，煩不暇熟，又挈之而東，如是者數(shù)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士大夫之族”恥師輕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時俗的限制，不管對方的身份地位，這與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師道”主張是一致的。作者贊許的正是李蟠的這種“師道”精神，“學于余”也不說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學，其實是“學于道”，因為作者已說明“聞道”在先、“術業(yè)有專攻”而已。

　　語境二：復興儒學，闡發(fā)“道”義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昂揚闊大的氣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zhèn)割據(jù)、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已處于一種表面穩(wěn)定實則動蕩不安的危險狀態(tài)。面對嚴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慨然奮起，思欲變革，以期王朝中興。與強烈的中興愿望相伴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韓愈最突出的主張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tǒng)，越過西漢以后的經學而復歸孔、孟。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yǎng)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wèi)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當然，韓愈弘揚儒家道統(tǒng)的基本著眼點在于“適于時，救其弊”(《進士策問》其二)，解救現(xiàn)實危難。在韓愈看來，當時最大的現(xiàn)實危難是藩鎮(zhèn)割據(jù)和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的佛老蕃滋。圍繞這一核心，韓愈撰寫了以“原道”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論文，明君臣之義，嚴華夷之防，對藩鎮(zhèn)尤其是佛老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抨擊。

　　韓愈推崇儒學，力排佛老。而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的`出現(xiàn)，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自漢代傳入，至唐代盛極一時。據(jù)皮日休《文藪·十原系述·原化》記載，當時人們對西域來的佛教徒“舉族生敬，盡財施濟”“慕其風蹈其者，若百川蕩不可止”，可見佛教流行的盛況。佛教主張與儒家教條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離儒教愈遠。佛教既廣為人們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的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師道的被毀，也就成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寵而向儒教挑戰(zhàn)，儒教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堅出而排佛，韓愈就是代表之一。聯(lián)系這些言語情景進行分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師說》第三段所舉歷史名人對象，是當時備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為論證就有極大的說服力，也足見作者另意所在。所舉事情“圣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rdquo;，既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也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原則，而且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提供了佐證。

　　韓愈認為教師的職責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倫理道德制度。“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業(yè)”就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儒家的經典著作。“惑”就是學習這些著作時碰到的疑難問題。“傳道”“師道”的目的是維護和鞏固當時的封建秩序。《漢書·儒林傳》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藝經傳皆通習之”“能行古道”，其實就是在傳承儒道，弘揚儒家思想，當然就更值得稱道了。何況，李蟠的“通習”，也與“今之眾人”的“恥學”和“童子”的“小學而大遺”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恥學”是糊涂的，“小學”是不明智的，應該反復學習研讀的是“六藝經傳”，是儒家的經典，是“道”的載體。無疑，從語境角度解讀《師說》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是把“傳道”“師道”“能行古道”等等“道”義作為理解的重點。準確把握“道”的實際內涵是“儒家思想”，要從“傳道”的角度去認識韓愈反對流俗見解的巨大勇氣和斗爭精神。可以說作《師說》是韓愈為了維護儒家的道統(tǒng)，抵制由佛教影響造成的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作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