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醫院工作，每當大家議論起醫療體制改革，我便想起為我看孩子的王姨。

　　我認識王姨，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剛剛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陜西農村的一個工廠工作。那時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營養尚不過剩，王姨不到一米六的個兒，倒有180斤，在全廠幾千名職工中，很是顯眼。所以我很快就認識了她。

　　她名叫王風蓮，她的外表與蓮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她的品行，她的命運正如風中的一株蓮花。她我大十多歲，年青時是車工，后來因為肥胖癥調任倉庫管理員。無論是作車工，還是作庫管員，她都是最稱職的，多次被評為標兵、模范。作車工時，加工零件既快，又不出廢品，每當遇到難活兒、累活兒，班組長派給她，她總是說“莫麻達”（陜西土話，沒問題，好的），從不推辭。作庫管員時，每逢上級來檢查，同行來參觀，廠里都毫無例外地安排到她管的倉庫來，因為那里干凈而整潔，入庫和出庫都井井有條。另外，她非常熱心，雖然身體笨重，但能與人方便時，從不吝惜力氣。所以，我和許多青工都尊稱她王姨。

　　工作兩年后，我成了一個小母親，同時調入廠職工子弟學校任教。那時國營工廠已不景氣，我所在的工廠已經不能按時發工資，廠子校的老師不時有人停薪留職出去尋找生路。所以留守的老師工作任務就格外繁重。我又要帶孩子，又要教課，雖有母親幫忙，仍然狼狽不堪。但不久，王姨走進了我們母子的生活，直到我們離開陜西，來到上海。

　　四年多，不論春夏秋冬，幾乎每天下午，我們家正吃晚飯或剛吃完晚飯，便從樓下傳來王姨爽朗的笑聲，這時她已經吃好晚飯，收拾停當，從工廠家屬區的南頭，來到我家住的北頭，一邊悠閑地織著毛衣，一邊與樓下鄰居們聊天，等著為我看孩子（在下雨，或寒冷冬日，她便直接敲門進屋）。聽到她的聲音，我或我母親，便三二下地吃完飯，抱著我兒子，來到樓下。王姨總是收起毛線活，接過孩子。我們一起逗孩子玩、散步、聊天，直到孩子困了，我們才分開。在此過程中，如果孩子有什么需要，她總是千方百計地滿足。孩子渴了，她移動著肥胖的身軀和我們一起爬樓梯，到她家或我家給孩子喝水，孩子喜歡別的孩子的玩具，她會哄那孩子，讓我孩子玩一會兒；發現孩子的衣服不合體，她會記在心中，一二天之后，孩子就有了一件合體小衣服。她生活經驗非常豐富，爽朗而熱情，我們和她在一起總是輕松而快樂的。

　　王姨這樣幾年如一日地幫我帶孩子，難道她很輕閑嗎？非也。她每天和我一樣工作八小時；她丈夫是個電焊工，因為廠子里不景氣，還要在業余時間找打零工，再者，按照陜西的風俗習慣，男人是不做家務的。她的兒子十多歲，是個中學生，忙于升學考試。她還有個寡婦媽住在西安，王姨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她。

　　但她是做家務的好手。

　　她兒子小的時候，她和丈夫兩地分居。她那時是車工，那是廠子里最繁忙的工種。然而，托兒所的阿姨說她兒子身上從來沒有異味，是廠托兒所最干凈的寶寶。有個冬天的下午，阿姨發現她兒子尿濕了棉褲，而別一條棉褲也在上午尿濕了。下班后，王姨便把孩子放在被窩里，一邊喂孩子哄孩子，一邊拆了自己的一件舊襯衣，扯了棉被里的棉花，連夜縫制了一條小棉褲，第二天一大早又按時把孩子送到了托兒所，既沒耽誤工作，孩子也沒感冒。有次工友們到她家串門，閑談中一個工友說豆角餡的餃子好吃。諞閑傳（陜西土話，閑聊）的功夫，王姨就從廚房端出來一盤豆角餡的餃子，請工友品嘗。所以，每天下班后，她總是在廠家屬院絕大多數職工的前面，料理完家務。

　　王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她十分重視知識和文化，看重讀書人。她小姨的兩個孩子雙雙考取了大學，后來又到美國去奮斗，這成了她的艱辛生活中的希望，似她頭頂上的星星，也成了她永恒的話題。她之所以人成了我們家的朋友，常來幫我照看小孩，與此有極大的關系。她嘮嘮叨叨地談她外甥，談她外甥女，談她小姨，把那些光榮故事翻來覆去地談著，一點也不厭煩瑣。

　　雖然她每回西安看老娘一趟，總是有些有關小姨一家的新進展，但總體上談不出什么新鮮花樣，正和魯迅筆下那個不幸的祥林嫂的脾氣。廠子不能按時發全工資，又地處農村，職工們自謀生活的路太窄了，大家正為生活發愁，自然沒有心思聽她這些。而我的愛人是軍人，生活有保證，加上她外甥、外甥女的奮斗能引起我的共鳴，能激勵我。所以我不嫌煩。加上我和弟弟都是大學生。上世紀80年代的關中農村，大學升學率只有2%，一家考取兩個大學生很是稀罕。我家被戲稱為大學生專業戶，在王姨淳樸的心里，與我家交往，讓她十分榮耀。

　　日月如梭，我孩子四歲半的時候，我們母子隨軍到了上海，至此和王姨闊別。來滬后，陸續也得到一些她的消息：我離開陜西后，廠子更加不行了，不需要庫管員了，加上五姨的老媽癱瘓在床，王姨只好在西安的娘家全職照顧老媽。她丈夫在西安打零工，她兒子沒考上大學，在西安市康復路租了一個地灘賣服裝。有一年的春天，王姨的丈夫出差到上海。幾次推辭之后，我帶他到醫院檢查了身體，母親陪他游覽了浦東。他好像忘記了當年王姨對我的幫助，連連說我對他像親女子（陜西土話，親女兒）一樣。這話到今天都要讓我臉紅。

　　十年前的初冬，我母親接到王姨的一個電話，她說她帶老媽在醫院看病，醫生看她氣色不好，便給她作了簡單的檢查，發現她的心臟和腎都有嚴重問題，要求她立即住院進一步檢查治療。王姨在電話里對我母親說，我這么壯，會有什么病呢？睡一覺就好了。又過了些日子，傳來王姨的老媽過世的消息，王姨的老媽癱瘓在床整整八年，王姨一人服侍，偶爾有請兒子幫助抬一下，從未請過保姆護工。王姨的老媽過世后，王姨去醫院看病，被告知心臟要放支架，費用在6萬元左右。王姨怕是一輩子都沒見過6萬元錢。但她很樂觀，打電話給我媽，說等攢夠了六萬元就去看病。

　　二個月后，突然傳來王姨去世的噩耗，她在干活時，死于突發性心臟病。我愛人痛心地說，怎么不告訴我們她沒錢放支架，我們放不起進口的，放個國產的總還付得起。但以王姨的為人，她怎么會把自己的艱難告訴晚一輩的人。受人杯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沒能及時得到王姨病重的消息，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沒能及時幫助她，是我心中永遠的痛，我總以為她那么爽朗、樂觀、50幾歲的人，不會死。王姨永遠活在我的心中，王奶奶永遠活在我兒子的心中，王師傅永遠活在我母親和所有受她幫助的人的心中。

　　王姨的兒子長期在西安打零工、擺地灘，沒有穩定的收入，也沒有西安市戶口，三十多歲了，也一直沒結婚。王姨去世后的幾個月，他經常給我母親打電話，我母親遠在北京，年過古稀，除了聽他訴說，給他語言上的安慰外，并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王姨僅半年后，他也突然離開了這個婆娑世界，死因不詳。王姨的丈夫也另娶新婦。

　　王姨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父親是鐵路工人，自己也是工人，堂堂正正工人階級。上山下鄉，只生一個孩子，工作時是標兵，下崗后自謀生路，業余時間是雷鋒。無論于公于私，只求奉獻，不求回報。她這樣一個結局，真是冤哉枉也！

　　日夜祈禱國家的醫改，能早日惠及像王姨那樣勤勞、本分、善良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