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3歲的梁漱溟將自己所寫的一本哲學書送給蔡元培,希望換取來北京大學讀書的機會。某日,兩人見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發問,主動說:“你的大作《究元決疑論》我拜讀過了,有膽識,有立論,見解獨到。我這次到北大當校長,首當其沖的任務是廣羅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來教授印度哲學。”梁漱溟自然不敢答應,論學歷,他只有中學;論學問,近幾年他才自學佛學,對印度哲學未有多少見識。但蔡元培執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應到時再討論這個問題。幾天后,梁漱溟應約又來到北大校長室,再次說出了自己的擔心,蔡元培聽罷笑著說:“我上次已講過,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但我也沒有發現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辦好北大哲學系,印度哲學這門課又非開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你不妨大膽地干吧!……你說對印度哲學所知有限,那就不當作老師來教人,只當是來研究,來學習,來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話深深地打動了梁漱溟,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教職。也許是因為害怕愧對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寫出20萬字的《印度哲學概論》,成為印度哲學方面的知名學者。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陳獨秀身上。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后,總想找個得力的文科學長,將人文學科帶起來。他看中了陳獨秀,一是因為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觀點獨到、才華橫溢,使蔡元培覺得此人有真學問;二是陳獨秀寫的《今日教育之方針》,讓蔡元培感到陳獨秀對教育有理解。然而,陳獨秀是一介白丁,既沒有學位頭銜,也從無在大學任教的履歷。為了說服教育部,一向真誠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為陳獨秀編造了“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和“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陳獨秀沒有辜負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學長期間,極力實踐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學科大放異彩。1917年,留美學生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旗幟鮮明地要求“改良文學”,并提出了終極目標: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蔡元培注意到這篇文章,對胡適非常欣賞。托陳獨秀寫信給胡適,邀請其來北大任職或任教,陳獨秀的信中這樣說:“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收到陳獨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適放棄了馬上就可以進行的論文答辯,來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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