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3歲的梁漱溟將自己所寫的一本哲學書送給蔡元培，希望換取來北京大學讀書的機會。某日，兩人見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發問，主動說：“你的大作《究元決疑論》我拜讀過了，有膽識，有立論，見解獨到。我這次到北大當校長，首當其沖的任務是廣羅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來教授印度哲學。”梁漱溟自然不敢答應，論學歷，他只有中學；論學問，近幾年他才自學佛學，對印度哲學未有多少見識。但蔡元培執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應到時再討論這個問題。幾天后，梁漱溟應約又來到北大校長室，再次說出了自己的擔心，蔡元培聽罷笑著說：“我上次已講過，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但我也沒有發現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辦好北大哲學系，印度哲學這門課又非開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你不妨大膽地干吧！……你說對印度哲學所知有限，那就不當作老師來教人，只當是來研究，來學習，來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話深深地打動了梁漱溟，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教職。也許是因為害怕愧對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寫出20萬字的《印度哲學概論》，成為印度哲學方面的知名學者。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陳獨秀身上。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后，總想找個得力的文科學長，將人文學科帶起來。他看中了陳獨秀，一是因為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觀點獨到、才華橫溢，使蔡元培覺得此人有真學問；二是陳獨秀寫的《今日教育之方針》，讓蔡元培感到陳獨秀對教育有理解。然而，陳獨秀是一介白丁，既沒有學位頭銜，也從無在大學任教的履歷。為了說服教育部，一向真誠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為陳獨秀編造了“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假學歷和“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假履歷。陳獨秀沒有辜負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學長期間，極力實踐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學科大放異彩。1917年，留美學生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旗幟鮮明地要求“改良文學”，并提出了終極目標：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蔡元培注意到這篇文章，對胡適非常欣賞。托陳獨秀寫信給胡適，邀請其來北大任職或任教，陳獨秀的信中這樣說：“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收到陳獨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適放棄了馬上就可以進行的論文答辯，來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