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學，那些偉大的作家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卡爾維諾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文學成就的：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學研究是受到尊重的，我是敗類，是家里唯一從事文學創作的人。

　　卡爾維諾的父母都是研究熱帶植物的，家里出了這樣一個異類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閱讀卡爾維諾的小說時，可以體會他對植物與動物文質彬彬的命名，他很少簡單地說某花、石頭、魚、鳥。他一一指明它們準確的名稱，如果可以的話，他連拉丁名都準備寫上。這個行為能理解成對園藝家父親或者植物學家母親的致敬抑或嘲諷吧。

　　作為一位文學家，不管是通俗小說作家還是純文學作家，相較于自然科學家都顯得像個二流子。舉個例子，你如果要跟一個數學家討論黎曼函數，他就有一個門檻在那里，達到這個水準才能跟你談，否則你所說的只能是一個笑話。但《紅樓夢》就不一樣，俞平伯、周汝昌能談，隔壁王大媽也能談。她一邊看《紅樓夢》，一邊大放厥詞：“林妹妹這樣的姑娘不能娶進家來，處不好。心思太重，好哭不說，還愛生病，是她服侍我呀，還是我服侍她？天天給人臉色看，可怎么得了？”所以世間研究黎曼函數的人少，研究《紅樓夢》的人多。

　　卡爾維諾本意也是要子承父業，他念都靈大學農學系的時候參加了抵抗組織，24歲完成《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該書的出版標志著他跟植物學漸行漸遠了。卡爾維諾沒有寫過父母對他從事文學創作的態度，但從他把自己定義為家庭“敗類”來說，可見父母多少還是有些不甘心的。

　　不管是窮是富，一個家里出了“文學敗類”，都是相當麻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