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馬新云從相識、相戀到結為夫妻，其過程實在很平凡，像是兩股不同方向流來的山泉，很自然地匯合在一起了。

　　——周海嬰

　　2011年4月7日清晨5點36分，享年82歲，有“無線電專家”和“攝影家”之稱的周海嬰先生在北京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作為文學家魯迅的獨生兒子，周海嬰這個名字總是穿梭在文藝界與科學界之間，而魯迅的教誨：“希望后代萬不可做空頭文學家”讓周海嬰始終銘記于心，腳踏實地選擇了屬于自己的道路，并在科學界立足，擁有了自己的事業和成就。

　　在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走出父親光環的背后，有著其妻馬新云的支持與幫助，正是少年時青梅竹馬的不嫌棄，成就了一生的相扶相持……

　　遠離魯迅光環走自己的路

　　1929年9月，魯迅陪伴妻子在艱難的掙扎中，面對醫生作出了毫不猶豫的決定：“留大人。”這天，魯迅唯一的兒子降臨人間，可是妻子許廣平難產，醫生需要魯迅作出兩者擇其一的選擇，魯迅忍痛割舍了自己的兒子，但在眾多醫生護士的竭力搶救下，大人小孩統統在最后都活了下來。

　　在上海出生的嬰兒，取名“海嬰”。周海嬰是魯迅一家的奇跡，一次是避孕失敗，一次是難產幸存。兩次奇跡都似乎見證了周海嬰是珍貴的，以后需要加倍呵護，特別是魯迅老年得子，他對周海嬰更是關懷備至，有時還有一些顯擺的意思。只要家中來了客人，海嬰就算睡著了，也會被魯迅抱出來，供朋友們欣賞贊美一番。

　　1935年5月，在那個大上海氣氛風靡的年代，留聲機很是新奇。這個時候周海嬰6歲，正是上學的年齡，對于這些新奇的機器，海嬰迫切地想要一臺，便纏著魯迅。可魯迅向來都不喜歡娛樂的東西，甚至對于留聲機他是討厭的，可畢竟是自己的愛子，魯迅還是愿意像其他普通的父親一般，把他放在手心里疼愛。

　　5月9日下午，魯迅便獨自一人為海嬰買了一個留聲機，二十三元。可買這臺留聲機很有些曲折，海嬰覺得父親買的留聲機與鄰家的比起來太小了，一直搖頭，表示不要。無奈，魯迅只得又到店里換了一臺，可海嬰還是嫌小，直到拿回店里又過了幾天，店員通知換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海嬰看了樣子這才勉強接受了。

　　1936年，魯迅在這年里開始不斷犯病，病情也是時好時壞，家里的氣氛變得緊張。在海嬰眼里，虛弱的父親形象與之前相差很多，但已經7歲的海嬰似乎也開始明白些道理，在家里他能天天聽聞和治病有關的事，海嬰沒有多問，只是每天早上，他有為父親插香煙的習慣，魯迅在最后的日子很欣慰有個這樣的兒子，也許他也害怕海嬰問到自己的病情吧。

　　10月19日清晨，海嬰剛從沉睡中醒來，就得知父親魯迅永遠地離開了，也許此時的小海嬰已經明白了死亡的含義，他知道父親的病重，也知道最厲害的情形，所以海嬰沒有過多的吵鬧與不懂事。母親許廣平還拿來了墨汁，海嬰用凝重的筆觸寫下了墓碑：魯迅先生之墓。就這樣，7年的甜蜜童年，被永遠地凝固在了1936年10月19日。

　　魯迅逝世時也在遺囑中提到，“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魯迅是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教父，周海嬰是魯迅唯一的兒子，一個輾轉于父親光環下的“名二代”，如果跟父親走相同的道路，倘若稍遜于父親，便會惹來不少閑言碎語，海嬰在內心里慢慢給自己下了定義，他要走自己的道路，盡快脫離父親的光環。

　　從小學到中學，整整八年時間中，周海嬰用的都是叔叔周建人給他取的化名：周淵。本來只是想讓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可這些都不能減輕別人對魯迅的兒子的關注。1948年，周海嬰同母親許廣平來到東北解放區。到沈陽后，母親一再叮囑周海嬰“夾緊尾巴做人”。東北書店聽說他們母子來了，決定補上一筆魯迅著作的版稅。母子倆多次拒絕不成，周海嬰決定將這筆錢捐獻給沈陽“魯迅文藝學院”。不料，從銀行取款回來第二天，母子倆一進餐廳，便遭冷落白眼，別人都誤解成人家北上是赤膽忠心投身革命，而他們卻是來向黨伸手討賬要錢的。

　　大學時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同學們在宿舍里打橋牌，正好周海嬰從外面進來，他就在旁邊看了一會兒。沒想到，北大校園里很快傳出“周海嬰不好好學習，整天打橋牌”的傳言。接著，團委書記找他談話，說：“你作為魯迅的兒子，要考慮影響……”周海嬰想解釋，但他沒有說話。從此以后，他不敢參加學校里的任何娛樂活動。

　　如果說前七年的懵懂讓周海嬰無憂無慮，那么七年以后，海嬰將獨自一人面對這個巨大的頭銜，既是殘酷的壓力也是無形的動力，他必須讓自己慢慢強大起來對抗外面的一切雜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