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心懷感恩讓人生更添魅力，那么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些與名人感恩有關的事例，歡迎大家閱讀！
與感恩有關的名人事例篇一：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親包儀，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贈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時便以孝而聞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進士，當時28歲。先任大理寺評事，后來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縣，因為父母年老不愿隨他到他鄉去，包公便馬上辭去了官職，回家照顧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們的叫口稱頌。
幾年后，父母相繼辭世，包公這才重新踏入仕途。這也是在鄉親們的苦苦勸說下才去的。在封建社會，如果父母只有一個兒子，那么這個兒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顧自己去外地做官。這是違背封建法律規定的。一般情況下，父母為了兒子的前程，都會跟隨去的。或者兒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規勸。父母不愿意隨兒子去做官的地方養老，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因為這意味著兒子要遵守封建禮教的約束--辭去官職照料自己。歷史書上并沒有說明具體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無法承受路上的顛簸，包公這才辭去了官職。
不管情況如何，包公能主動地辭去官職，還是說明他并不是那種迷戀官場的人。對父母的孝敬也堪為當今一些素質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講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鐵面無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給忽視了。
與感恩有關的名人事例篇二：
郭德綱為什么不受郭冬臨一拜
郭德綱這兩年官司纏身，他被訴誹謗楊志剛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終審宣判，法院駁回了楊志剛的上訴，裁定維持郭德綱無罪的判決。郭德綱與楊志剛的官司始于前年，起因還是口舌，且是師徒之爭，無論最后結果如何，這都不是一件體面的事。
記者問他，“有些官司直接關系到老百姓，比如您代言的保健品出現問題，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保健品廣告的事發確實對郭德綱個人的公信力有所打擊，據稱，當時決定提出訴訟的老先生也是位“相聲迷”，面對法庭外聚集的各色記者，他說出一句頗具意味的話：打官司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給郭德綱提個醒。
自德云社出世以來，是非不斷，有陷于訴訟或者舊案，更多乃囿于內斗。德綱感嘆道：相聲門內之復雜，實為外界難以想象。日前，郭冬臨拜師一事，令各位可見復雜之一斑。2007年11月中旬，一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謠言出爐：相聲圈和曲藝界眾多演員都收到一條群發的邀請短信。短信宣布12月1日在五洲大酒店，小品演員郭冬臨將正式拜郭德綱為師，歡迎大家光臨，落款“徐德亮(郭德綱愛徒)”。當事三方接受采訪時均予以否認，郭德綱和郭冬臨稱此消息純屬捏造，徐德亮怒斥冒名者在挑撥德云社的內部關系。面對謠傳，郭德綱不見激憤：“曾經有一個短信點名大罵中國相聲界，一個不落地挨個兒罵，最后說：相聲界只有郭德綱最了不起——這就是赤裸裸的挑撥離間!”若干次造謠最后都不了了之，只有一次，通過有關部門追查到短信始作俑者，寒心的是，竟是一位外地相聲演員。
眾所周知，侯耀文是郭德綱的師父，兩人的關系可謂情同父子，恩師的離去對郭德綱觸動很大，他再次向記者追憶起侯耀文去世前兩人的一次秉燭長談：師父在那天向郭德綱講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歡樂和悲哀，交織著辛苦，這些辛苦外人根本無法想象。那晚，他們談了很多，包括侯大師對很多圈內人的真實評價——有些內容郭德綱表示要“爛在肚子里”，讓這次談話成為別人心目中永遠的謎。
“無法理解的是，恩師去世成為了某些人作秀的機會，就像要上春晚似的，跳到了傳媒面前，高聲呼喊著：相聲的出路在何方……以此維持出鏡頻率。我不會做這些事，我感到悲傷，更多是因為私交，而非什么任重道遠的相聲前途。”郭德綱看著記者緩緩說到。他確實是一個口無遮攔的人，就像他說的這些“遭人恨”的話。
兩年，妒嫉郭德綱的同輩中人肯定不在少數，也有咬牙回到劇場，試圖拷貝郭德綱的成功模式，自己紅火一把的——奇怪的是，這些努力往往半途而廢，以至于兩年多過去了，觀眾回頭一看：怎么別人還不追上來呢?
與感恩有關的名人事例篇三：
1936年1月27日，母親在美國亞柏爾大學醫院生下了我。本來，母親王雋英當時只是陪父親丁觀海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沒想到我提早來到人間。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凡是在美國國土上出生的嬰兒，不論他父母的種族、國籍，都能自動取得美國國籍，所以我也不例外。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親當時剛獲得兒童心理學碩士學位，父親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們都有著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礎。父親的家族在山東日照市濤雒鎮，是遠近聞名的書香世家，我的祖父肄業于上海復旦大學，母親則是那個時代極為少見的女知識分子。母親與父親青梅竹馬，兩人都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可謂志同道合、比翼齊飛。
生下我兩個月后，父母就帶著我回到中國，他們希望用自己的所學為祖國效力。沒想到，“七七事變”爆發，他們就帶著我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從青島到南京，又到安徽蕪湖，再到上海、武漢，最后到達重慶，父親聯系到重慶大學的工作，母親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學院，全家終于安頓下來。
在遷徙與不安中，我長到了7歲，進入重慶的一所小學就讀。由于當時戰火彌漫，我的學習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天上學，空襲的警報就響了，當天的學習就這樣“流產”了。后來的學習也時斷時續，一個月上不了幾天課。父母決定讓我待在家里，他們自己來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學里教書，就讓我在家復習功課、做作業;晚上回家后，他們檢查我的作業，然后教我新的功課。
母親是兒童心理學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可以說，我小學所受的教育，多半來自于母親。雖然她教給我知識，但是從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為她明白100分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沒有什么意義，而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和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關鍵。這一點，對我以后的學習和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問起我對戰爭的感想，我總是風趣地說：“它的好處是，我可以不必上學了。”抗戰勝利后，我們一家回到青島，父親把我送到德國修女辦的一所非常嚴格的天主教學校上課。因為此前我從沒受過正規教育，所以我的學習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責怪我，反而常常帶我去聽京劇、看電影。
在以后的幾十年中，我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親很早就去世了，沒有看到我的成功。父親很高興地參加了我的諾貝爾獎受獎典禮。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紐約的機場給父親打長途電話，告訴他獲獎的消息，還提出讓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父親在電話里激動不已，卻推托說：“得花不少的旅費，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勸道：“旅費由我來解決，只要您能去，我就高興了。”父親終于答應了。我知道，搞科研的人，該多么向往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啊!
總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們把我引進了科學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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