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舞臺，嘴角一彎，表演開始。他因說實話而得名，他因理想主義而得病，他曾被稱做“時代病人”。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小崔沒病，是時代病了。從1996年3月起，中央電視臺推出一檔全新的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節目中，人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主持人：他長相“有些困難”，說話也難字正腔圓，隨意得“如鄰居大媽的兒子”，但就是這個兩眼一瞇、嘴角一彎、微微露出點“壞笑”的男人，傾倒了無數觀眾。大家給主持人崔永元起了個親切的稱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現，讓中國人對節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認識。

　　20xx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廳，崔永元正在錄制新一期的《正大綜藝》特別節目。他早早地站到臺上，為即將開始的節目做著暖場。他一遍一遍地換著花樣調動大家情緒，他和全場的小朋友打著招呼，問遠處一個胖胖的男孩：“考試考得怎么樣？”男孩說：“還好。”他旋即側過頭去，眼睛一瞇，說道：“你蒙誰呢？”全場大笑。節目還沒開始，觀眾們就已經被他帶動得興奮起來。

　　臺上這個手拿話筒、笑里帶著壞的男人，不帥，不怪，卻有一種令人無法挪動視線的魅力。他的表達是溫柔的，你肯定沒見過崔永元在節目里聲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場面他也四兩撥千斤地插科打諢。那些聰明的玩笑、暗藏著機鋒，叫人會心。他講話時遵循著自己的節奏，在一句平緩的、正兒八經的鋪墊之后，一定會有一個邏輯的轉彎和小小的陷阱與高潮。

　　三個小時的節目，每位演出人員都汗流浹背，只有他，從頭忙到尾，卻仍舊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也是最會享受的，他的眼里冒著精光，看不到倦意，像個小伙子似的。

　　走過想成名混臉熟的日子

　　20xx年4月14日，由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全力打造的智慧型文化欄目《謝天謝地，你來啦》隆重首播。在《謝天謝地，你來啦》中，身兼數職的崔永元卻讓觀眾看到了他的華麗大轉身。在節目中，小崔不僅是節目主持人、演員，更是劇本的主要創作者，很多經典的場景片段均出自小崔之手，哪里該給“糖”，哪里該給“棒”，小崔總是能讓嘉賓演出的時候無比“痛苦”又無比酣暢淋漓。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崔永元，原來小崔也可以“娛樂”。

　　過了20xx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翻開了第五十歲的日歷。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對自己的人生抉擇，談得更多的是責任和興趣。

　　在北京懷柔區一個叫新新小鎮的地方，有一處不起眼但很幽靜的三層樓。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講述的共300萬分鐘的影像及文字資料，他們的平均年齡都在80歲以上。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歷史影像資料庫”——電影傳奇館。該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產大亨馮侖免費提供的。崔永元說，他曾試圖說服政府部門或其他有錢的機構來參與做這件事，“可是光試著說服他們就用了兩年時間，還沒結果。有這工夫，幾百個人都采訪到了，我干脆就自己來吧”。于是，從未開口向別人借過一分錢的崔永元，厚著臉皮為這事籌錢。

　　崔永元成立了一個公司，不花國家一分錢。他認為，拿節目本身去斂財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絕借助自己在央視的播出平臺，為他正在進行的“口述歷史”系列紀錄片籌集資金，他認為這樣太功利。但是，對那些投錢給他的人，崔永元說一時給不了回報。“因為口述歷史的工作是收集資料，并不是為了播出。也許要等到100年以后，才會有人認識到這些資料的價值。”

　　20xx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并舉行簽約儀式。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齡，崔永元說自己已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鏡率、在多高的階層顯擺，“對那玩意兒沒有興趣了，到了這個歲數，再加上我做口述歷史，我接觸的都是這些人，喜怒哀樂見太多了，淡了”。

　　把這些浪漫用來反抗

　　這些年，人們似乎已經適應了兩個崔永元：一個站在臺上，口吐蓮花；另一個在臺下，四處奔走。和所有理想主義者一樣，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適應這個世界現有的模樣。他想象中的一切本應更好。所以，他掙扎、反抗，但他從不振臂高呼，也沒當過意見領袖。他只是不斷發出自己的聲音，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就在20xx年年初，他拒絕了聲勢浩大的中國慈善年會，同一天晚上，他趕赴到皮村的“小劇場”里，為當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場屬于他們自己的春節晚會。整場演出的預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沒有紅地毯，沒有燈光閃爍，也沒有萬眾矚目，崔永元用行動發出了一個疑問，慈善需要那些嗎？所以，他默默地用行動完成了一次回擊，亮明態度：慈善不是萬人禮堂里的領導頒獎，是真切的關心，是和他們在一起。

　　6年前，80后開始走出校園，整個社會的節奏驟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卻召集了21個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時間，只做一件事情——重走長征路。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賦予了各種各樣的意義，他費盡心思，想讓人們了解得多一點，思考得多一點。在時代的洪流之下他發出抵抗，不為無良商家代言，不為收視率折腰。

　　幸而他一次次從沮喪絕望中挺了過來，來到眾人面前，繼續著奮斗，面對采訪時，他說：“我的確沒改變世界，可是世界也沒改變我，我們扯平了。”

　　疲憊生活里的英雄夢想

　　崔永元是看著革命電影長大的，因此，他心里有兩個情結，一個是電影；另一個是英雄。為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里光是電影放映機就存了140多臺，全北京找不出第二個收存者。拍《電影傳奇》，時至今日，時長已超過2000小時，照片超過10萬張。前一段時間，他又舉辦了一場全國電影比賽，想培養一批新銳導演，送他們去聽電影大師的課，資助他們完成夢想。

　　而說到英雄情結，小崔骨子里有種書生的倔強和一股混不吝的勁頭，關鍵時刻他特別具有大無畏精神，認準了就堅持，能把所有人都拗過去。很小的時候，他曾替哥哥出頭，和一幫流氓打了起來，那幫人揚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見連旁邊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橫，說：“那你們來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們就給我賠禮道歉，反正就這兩條腿。”話一出，把對方一伙人嗆得面面相覷，最終給他道了歉。

　　不過當面對的不再是具體某個人時，英雄也會束手無策，也會碰壁。當初，對節目的審查越來越嚴，不能說的實話越來越多，小崔是拗著勁兒在錄后來的《實話實說》，節目越做他心中越荒涼，身體的疲憊能扛，心里的疲憊卻始終過不去。結果有一天他終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時候，他說：“天助我。”

　　2001年，他到日本參觀。在NHK電視臺，他找工作人員調出關于中國的資料，結果發現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進一步選擇——東北——張學良，他選擇了一個最早的視頻，是張學良的一段演講。崔永元大為震驚，這種資料在中國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來，他又走進一家日本書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墻，墻上有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可中國哪會有這樣的書店呢？他暗地里較勁，想到我們的歷史，見證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時間不多了，他對自己說，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歷史，崔永元的淚水、憤慨和無奈就全出來了，他痛恨國人對自己國家歷史的怠慢，他想不通中國人居然對自己的民族英雄、對那些壯麗的往事一無所知，而我們抗戰時的敵人卻做得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兩個夢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個公司，專門去拍那些參與抗戰的老人，請他們在鏡頭前講述歷史。這份浩大的事業，進行到今天，已經采訪了數千人，素材有幾百萬分鐘。用影像來展現別人口述的歷史，制作成紀錄片，而后又集結成書，他說這些東西還證明不了什么，只是一點存證。

　　他的同事柴靜曾問他，做了這么多，現實情況似乎沒太大變化，為什么還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訴柴靜，現在做事情已經不管別的了，只要能幫到一個人，就是值的。能救一個是一個，能幫一個是一個，就比什么都重要。這話真讓人感動，留下一點點好，再一點點，永不放棄。我不能確定這算不算是英雄主義，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堅硬的世界里，這個溫柔的英雄是我們都在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