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百回本《西游記》版本的演變，歷來眾說紛紜。再加上《西游記》是一部所謂積累型的民間集體創(chuàng)作，而非文人個人所撰，故在它定型以前，文字被隨時增刪固有可能；即使在定型以后，重刊之時，再作修改，亦并不可怪。所以，早在明代后期，盛于斯在《休庵影語》中，就曾提出類似今本《西游記》荊棘嶺故事的那回“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是“偽筆”，系“后人”所加。他認為原本《西游記》應該是九十九回而非百回本。由于歷史資料的缺乏，所以我們既無法附和，也無法辨證，存照參考。

　　近年，侯會先生撰《從“烏雞國”的增插看〈西游記〉早期刊本的演變》（注：載《文學遺產》1996年第4期。）一文， 提出今見明刊世德堂本第八卷中的烏雞國故事即第36回至第39回，也是后人“增插”的偽筆，原語為“是后來插入的晚起情節(jié)，并非出自吳承恩之筆”。雖然，對吳承恩是否為百回本《西游記》改定者，尚有分歧；但上述侯文中此語意思明確，即是說在百回本《西游記》刊布以后，又有人“增插”入烏雞國。并由此又提出：由于增加了這四回文字，“增插”者相應地刪去了“唐傳”即唐僧出身故事。侯文認為這位掉包者即今見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榮壽堂”（其實，今見世德堂本第十六卷還有署“書林熊云濱重鍥”者，侯文撇而不論——筆者）。據(jù)通報：侯文在山西省1996年舉行的《西游記》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引起了與會者的注意。見該研討會的《會議紀要》打印件，故更有必要加以探討。

　　這些年來，筆者專致于《西游記》版本問題的研究，對侯文無疑深感興趣。況且侯文的論證充分而全面，具體而入微，不可不謂詳盡有力。故一年多來，斷斷續(xù)續(xù)地對侯文所論進行驗證，結果大出意外。侯文對烏雞國故事“增插”說的論據(jù)，可分列為十項，竟全部失誤。現(xiàn)逐項加以辨證，以俟識者進一步探討。

　　其一，侯文說：“這段‘烏雞國救主’情節(jié)，不見于以前的所有‘西游’題材作品，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樸通事諺解》，到《西游記》雜劇，都難覓它的蹤影”。

　　烏雞國故事眾所熟悉，不再贅述。但是，“西游”故事有一個發(fā)展和改編加工的過程。許多故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都有個復雜的演變史。有的故事，在“西游”題材作品中固然“難覓它的蹤影”；烏雞國故事卻不盡然。烏雞國故事中作祟的是獅子怪，此怪的主人則是文殊菩薩。我們若沿著這條線索尋找，那么在“西游”題材的歷史發(fā)展中就可以找到其蹤影。

　　當然，《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確實沒有。《詩話》第五節(jié)“過獅子林”，林中獅子雖然其相“崢嶸”，但是它對取經僧深表友好：“口銜香花，皆來供養(yǎng)”；“獅子舉頭送出”，“法師”則“回謝獅王迎送”。此節(jié)顯然與烏雞國故事中的獅子怪無關。

　　但是，到《西游記》平話階段，情況大有變化。就在今見的《樸通事諺解》中，敘述三藏法師往西天取經時，“見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蟲定害，逢多少惡物刁蹶”，此后有一注云：

　　法師往西天時，初到師陀國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黃風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獅子怪、多目怪、紅孩兒怪，幾死僅免。又過棘鉤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國及諸惡山險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幾。此所謂刁蹶也。

　　所歷諸險名，大多與今見百回本《西游記》西行遇難相對應。所說“師陀國”，無疑是第74回至77回獅駝國故事的雛形和前身；那么，所謂“獅子怪”不是指第36回至39回烏雞國故事中的獅子精還能是指別的什么嗎？當然不會。不過，前者故事內容肯定要比后者簡單，是否會有“烏雞國”，也很難說。另外，還須說明，烏雞國故事中的獅子精，是文殊菩薩坐騎青毛獅子下凡作怪。平話中的“獅子怪”是否與文殊菩薩有關亦不可知。但是，有一則早期戲曲的資料可以來間接證明文殊菩薩和獅子的關系。就在明人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史部外史類著錄有《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書目。據(jù)該書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閑居啟先世之藏，發(fā)數(shù)年之積，不啻萬卷”，可知《百川書志》是“志其家藏書”。則《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不僅實有其書，而且可推知其成書肯定在百回本《西游記》之前，完全無視它與平話《西游記》中“獅子怪”故事之間的關系，無疑是不客觀的。《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已失傳；但有關文殊菩薩和獅子關系的傳說在中國恐出現(xiàn)極早。北京圖書館藏有《文殊師利菩薩像》系五代刻本，清光緒間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圖中可見文殊菩薩騎獅子（注：參見魏隱儒《古籍版本鑒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頁。）。那么，平話中的“獅子怪”以及《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會不會是指百回本《西游記》中的獅駝國故事呢？當然不可能。一則“獅駝國”與平話“師陀國”相對應；同時，“獅駝國”故事中除文殊降獅子以外，還同時寫有普賢菩薩降白象、如來佛祖降孔雀；而且應該以如來佛為中心，為主角。同時，《文殊菩薩降獅子傳奇》也間接說明：烏雞國故事中的獅子怪，雖與《西游記雜劇》無關；但與元明間戲曲卻又有著一定的關聯(lián)呢。

　　其二，侯文說：烏雞國故事“與《西游記》的‘創(chuàng)作公式’全然不合。書中其它降魔故事，總不脫‘妖魔發(fā)難—唐僧遭災—弟子救助—師傅脫險’的固定模式”，此難顯然“游離于全書‘取經歷劫’的主題之外”，獅子怪對取經僧“全無覬覦之心”，悟空等“一番忙碌，也全是‘為他人作嫁衣裳’，與取經宏旨全無關涉”。“汲汲然替唐僧‘尋災覓難’的吳承恩，怎么會出此冗筆、寫出這種無‘磨’之‘難’來呢？”

　　此論顯然不符合《西游記》全書實際。不錯，《西游記》有許多歷難故事的確如侯文所說“妖魔發(fā)難—唐僧遭災—弟子救助—師傅脫險”的模式；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也有不少歷難，完全越出了這個模式，決不僅僅只烏雞國故事而已。別的且不論，就以所過人間國度而言，第44回至46回的車遲國、第62回至63回的祭賽國和第68回至71回的朱紫國，故事規(guī)模堪稱與烏雞國類似，然而，又何嘗合乎“妖魔發(fā)難—唐僧遭災—弟子救助—師傅脫險”的“固定模式”？車遲國和祭賽國故事的起因都是為了救遭災的和尚，是孫悟空等主動去妖宅“鬧事”“尋釁”；至于朱紫國故事的起因，更是孫猴子想“做個醫(yī)生耍耍”，不但是主動揭黃榜去醫(yī)國王頑疾，疾病醫(yī)好以后又主動請纓去麒麟山尋找被妖所擄的皇后。其性質，正如碧波潭的九頭駙馬所說：“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沒要緊羅織管事！”顯然，正像烏雞國降妖救活國王的故事一樣，作者描寫諸如上述一類內容，都是為了刻劃和突出孫悟空專為人間抱打不平事的性格側面，要說“為他人作嫁衣裳”，也確是事實。何況此類性質的故事，全書中還不僅只此，烏雞國故事“這種無‘磨’之‘難’”，又何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