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是個奇才，奇就奇在他曾經是中國最著名的“失敗者”之一，因為計算機軟件和保健品快速起家，卻失敗在一個巨人大廈項目和管理等問題上，一夜之間負債2.5億。他的失敗案例曾經被作家吳曉波收入暢銷書《大敗局》之中。但是，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失敗者”后來完成了“大逆轉”，重新回到了成功企業家和億萬富翁的行列。他的巨人網絡公司已經在美國紐交所上市。此外，他還頻頻涉足投資領域，2011年6月，有消息稱史玉柱4個月斥資26億增持民生銀行。截至2011年7月10日，史玉柱投資的新華聯兩年凈賺3.8億。
史玉柱的重新站起，借助于保健品和網游兩個領域，他在腦白金、黃金搭檔、《征途》、《巨人》等產品領域先后獲得巨大成功。不過，史玉柱在賺了個盤滿缽滿之后，突然發現，自己儼然已經站在了道德的對立面上，背負了不少罵名。7月1日，他在自己的微博里這樣說：“在中國土壤，從事面向消費者的知名民營企業家，最后下場全部難逃臭名纏身：志向遠大的牛根生，嚴守契約的馬云，陳曉、馬化騰、宗慶后、潘石屹、陳天橋、馬明哲、蘭先德、所有地產商、所有……但搞風險投資的都有美好下場。我早已臭不可聞，罵15年，都罵累了。如果還沒罵夠，我幫助大家罵史大嘴巴。”
游走在道德的邊緣？
一方面，十幾年未曾改過的“送禮就送腦白金”的廣告一直被白領人士嘲諷和抨擊，腦白金和黃金搭檔還被指有弄虛作假、夸大療效之嫌，遭到了輿論的圍剿。另一方面，史玉柱們在網游領域開辟的所謂“免費模式”在招來了大批的用戶時，也讓青少年用戶的“網癮”成為了一個普遍的'社會難題，這讓史玉柱、陳天橋等網游大亨們不止一次地遭遇到了家長們的道德批判。而《征途》開創的一些新的游戲方式，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質疑，被指傳播暴力文化，宣揚金錢強權至上的價值觀。
據媒體報道，《征途》運用了很多方式吸引人們來玩游戲。比如，它打出廣告，稱玩游戲可以領“工資”(虛擬幣)，結果有些人就來了，不過最終發現沒那么容易領到“工資”，原來，按照《征途》的工資規定只有60級以上的賬號每月才可以領工資，而且只有150級以上每月才有可能得到最多價值100元的虛擬幣。
除此之外，《征途》還對領工資的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規定：每月一個賬號角色必須達到4800點榮譽值以上才可以領工資，必須帶50級以下的賬號才可以獲得榮譽值。不僅如此，《征途》還規定凡每月在線時間少于60小時的賬號都拿不到工資，而只有每月在線超過120小時才有可能拿到價值100元的“全額工資”。
在艾瑞咨詢的一份報告中，專門分析了《征途》的成功秘訣。其中一條是：“與其它同類的MMORPG(在線角色扮演)游戲不同，《征途》的游戲新玩家開局沒有任何門檻，玩家非常容易上手，這就使《征途》能夠迅速積累起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征途》又能大膽創新地采用與其他同類游戲不同的游戲策略，使玩家只要投入足夠的金錢便能擊敗等級更高的玩家，恰如其分地抓住了玩家的心理。”（勵志一生 http://yulu.quhua.com）而正是因為花錢就能幫助玩家取得勝利，被人指責為“金錢至上”，違背了一般游戲中的公平正義的精神。
而彩票、、保險等在現實生活中受到政府嚴格管制的東西在《征途》的虛擬世界里可以玩得淋漓盡致。比如，每個周末，“征途”游戲里都會刷出一批名叫“吉祥三寶”的怪物，殺掉怪物后玩家有100%幾率得到“密銀寶箱”，打開寶箱有可能爆出好裝備。
在游戲過程中，玩家可以通過保護商隊安全到達目的地進行商貿活動來獲取游戲貨幣，但與此同時游戲公司又提供了搶劫的功能，即別的玩家可以通過實施搶劫行為來獲得財富，同時，《征途》出售攻擊性道具以謀取利潤——這點也被一些人認為是違背了網游“宣揚善良正義”的主旋律。
企業不盈利才不道德
但史玉柱并不承認自己的游戲比別的游戲商有更大的不道德。關于一些人指責的“花錢買道具”即可幫助玩家快速打敗對方的事實，史玉柱認為這就是一個商業模式，“也許它確實存在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承擔。如果真要怪罪，那只能怪罪韓國人。”
關于宣揚暴力問題，史玉柱這樣回答：“首先，我覺得大家混淆了現實中殺人和游戲殺人的概念。這完全是兩碼事。其次，我們的《征途》和下一款游戲都是戰爭題材，戰爭題材是肯定要殺人的。”
史玉柱認為社會對他的要求比對陳天橋、丁磊的要求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里是成者王敗者寇。”
關于社會責任和商人逐利這個話題，史玉柱倒是很坦然：“我覺得做一個企業，追求利潤是第一位的。你不賺錢就是在危害社會，對這個，我深有體會。我的企業1996、1997年虧錢，給社會造成了很大危害。當時除了銀行沒被我拉進來，其他的都被我拉進來了。我的損失轉嫁給老百姓，轉嫁給稅務局。企業虧損會轉嫁給社會，社會在擔這個窟窿。所以，我覺得，企業不贏利就是在危害社會，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不能不承認，史玉柱說的部分是實話。中國人的輿論，有時確實存在某種過于道德化的傾向。汶川地震那一年，曾經有不少企業面臨被輿論“逼捐”、“比(較)捐(款)”的現象。大家似乎忘記了，企業的首要職能首先是經營好企業本身，在不違法的情況下，解決好自我“造血”的問題，才是生存的第一步，在能夠生存之后，實現自身資產的增值、企業的持續發展仍為他們的頭等大事，我們不能以要求慈善機構的標準來要求企業如何“道德”。史玉柱的聰明，在于他懂得中國人的心理并深諳國情，用“農村包圍城市”和實用主義的廣告攻勢占領市場，而相應的，他依然受到這個環境的特殊的道德追問。他必須在生存、發展和道德形象方面掌握平衡。
史玉柱的境遇，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有限的市場空間、不規范的法制環境、相對滯后的意識形態、公權力蔓延而民企憑借孤絕之力欲突出重圍，其間不乏劍出邊鋒之舉。于是，利益和傳統道德難以得兼，“民企原罪”一度被提上臺面。但只要我們平心而論，如果我們能理解民企在體制變化中的艱難處境、他們面對政策瓶頸和權力壟斷時的進退失據，我們或許多少可以體諒他們的“野蠻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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