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條案告訴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卑；有的人一見他，你就會自傲。陳樂民叔叔和他夫人資中筠阿姨，每每見到，都讓我局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無知。

　　稱他們叔叔阿姨，我有些攀親附高，可和他們女兒陳豐友情篤甚，又覺稱其先生老師，似乎遠疏散淡，也就長期這樣攀著叫了。究竟起來，我算是陳豐的一個作者。她居法國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畢業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項，是在出版社做中國文學叢書策劃。緣于彼此對文學的同道，終于成了可以遞心坦誠的朋友，也就有機會到她家里充做客人，見到我仰慕已久的學者資中筠阿姨。

　　資阿姨的學識與氣度，常常對我有一種震懾之功，每次和她相處———盡管她總是和善地微笑，也讓我覺得在她的善良與笑容中，有著正氣之凜然，反倒比那種被權勢支撐的威嚴，更有某種力量和征服感。對于陳樂民叔叔，并未那么具體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歐洲專家，英語、法語都極為練精，關于歐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灑灑，約有十幾卷。還有，就是他在他家陜窄的客廳里，坐在輪椅上，瘦削、潔凈、沉穩的面容，總讓人覺得，命運把一個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籠般的空間里，似乎把一個可以在世界圖書館中奔跑跳躍的健將，鋸去雙腿后，讓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個書架下或者書堆邊。

　　第一次見他時，他的腎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每周兩次頻繁往復于醫院透析。這樣十年之后，仿佛一個樂觀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兒求得一些吝嗇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陽臺上的日出日落，好和書籍、筆墨交流對話。史鐵生也是這樣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與存在。和史鐵生相處交流，讓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虛無。而陳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鐵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陳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輕，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論石頭和樹，誰長得更好，更為有用一樣。

　　有一次，我陪陳叔叔去醫院透析，扶他上車、下車間，他望著北京崇文門那兒的樓廈變化，臉上平靜淡然，仿佛望著一隅失落的世界，說了一句悠長平靜的話：“變化這么快，難說是好事壞事。”他的語調輕緩，近于自語，但從他的語句中，讓人體會到他對世事和世界綿長的擔憂。也就是那次透析，我與資阿姨約好，等大家合適的時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為陳叔叔買一張他滿意的條案書桌。因為，他們終于搬了家。

　　終于，她家兩三處的碎房兌換成了一套大舍。所謂的大舍，只是那些小套的集中，有四間臥室，一個大廳。這對中國最為硬骨氣節的知識分子，終于有了相對寬敞的住處，有了他們各自的書房。

　　書房對于普通的讀書人，似與農民之于土地一樣。他們一生研究、著述、翻譯，家里卻從來沒有過寬敞高大的書架；一生思考這個世界的'境遇，卻永遠都在擁擠屈身的斗室之間。現在，他們各自有了自己的書房。尤其那個三十平米左右的客廳，雖然擺上餐桌、沙發和一排書架之后，并未顯得寬敞到天南地北，但在那客廳，已難離輪椅的陳叔叔，卻也有了一條輪椅的通道。

　　大家為這一處新居高興。為書架、多寶格、電視柜擺在那兒更為節余空間并恰如其分而再三商磋討論，并為可以滿足各自一生并未顯得不可或缺、但卻一生都掛在心上的某種基本的愿念而感謝世界。

　　資阿姨把她那總是處于角落的舊鋼琴處理加價，換了一臺新的鋼琴。陳叔叔希望能有一寬敞的寫字臺，讓他擺上同生命一樣珍貴的筆墨紙硯。而且對這寫字臺的要求，不是老板桌的現代式樣，而是那種帶有傳統古舊氣息的書桌。

　　這樣，我們就相約去了趟高碑店的仿舊家具街。

　　那是十月的一天。一家挨一家仿舊的家具店鋪，似乎把時光拉回到了明清時期。我知道，陳叔叔是非常“西化”的學者，對歐洲文化之通達，宛若一個人熟悉自己的指紋條理。可那天在明清古舊家具街上走轉時，他的神情一直興奮光彩，步履輕便，仿佛一個完全健康的老人。我們看書架，看書桌，算計新居空間的尺寸和家具大小的搭配吻合。整整在那條街上逛有兩三個小時，雖然最后終因他臥室的空間有限，沒有買到恰如其分的書桌，但把理想壓縮之后，還是看上了幾張可以取而代之的條案。且最為重要的，不僅是條案桌子，而且還有資阿姨望著陳叔叔不常有的輕便腳步，有些激動地說道：“他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興奮過了，好多年沒有到外邊走過這么多的路了。”

　　1958年的陳樂民和資中筠。

　　那一天，我在陳叔叔的身后，就像一個不會寫作業的孩子，跟在一個并不教小學的大學者的后邊，雖不敢多問一句有關學問的問題，卻是體會了一個西學甚好的老人，為什么又那么熱愛傳統，通達國學。為什么愛喝咖啡又酷愛書法、繪畫，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放在國學及書法和國畫上去。

　　“治西學者不諳國學，則漂浮無根；治國學而不懂西學，則眼界不開。”這樣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怕是只有他這樣東西達通的人，才能感悟和體味得到，才能寫出《文心文事》、《學海岸邊》、《臨窗碎墨》、《春泥集》、《陳樂民徜徉集》（三卷）等那些以西見認識中國，以國學感悟世界的真正文化、厚重的書籍。而如我這樣號稱為作家，有一大堆故事、文字的人，在他和他的學識與對中國與世界的見解面前，只有羞愧和沉默。

　　就在那次陪他去了高碑店的舊街之后，回到家里，陳叔叔再次病倒了。為了讓他從醫院出來，在新居家里看到新舍、新置，也看到他心儀的那張條案，資阿姨從往返家與醫院的空間，把看上的書架、飯桌等舊式家具，都盡快地運回擺好。自然，為了迎接他出院的喜悅，我們特意地再次去了高碑店的那條舊街，把反復看過的那張棕色栗木條案，不由貴賤分說地買將回去，讓它在陳叔叔的臥室一側，得體安靜地立著等待最需要它的人，病愈之后，在它光滑暗亮的案面上寫字、繪畫，記下他對中國和世界的比較與思考。

　　條案如期所愿地擺在了那兒，而它的主人———那位最需要它的學者，卻再也沒有從醫院走出來。他既沒有在那條案上擺下硯臺，握著毛筆，寫一個書法漢字，也沒有在那條案上鋪開宣紙，創作一草半鳥，一隅詩界畫世，更沒有在那兒寫出一篇他滿腹中西經綸的思考文章。甚至說，他很快住進重癥的監護室里，就是親人也不能接觸言語，結果是，他連生前終于擁有了一張期待的條案也不曾知道。

　　2008年的12月27日，陳叔叔默然地去了。

　　現在，在那張他生命的最后終于擁有的那張可以書寫、繪畫的條案上，擺了他的遺像、骨灰和筆墨。一個少有的西學專家，永遠地和中國傳統的條案相廝相守在了一起。他們每天都在以他們的清寂交流、對談著各自的命運，對西方、東方的認識與理解，思考著一個民族在世界中的擴展與扭曲，舒展與未來。而留在條案上和周圍空白、清寂的疼痛，則每天每時，都在言說、記錄著一代知識分子對世界認識、表達的渴望和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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