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仁同志寫的《張大千傳》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如果能擠去一點水分，控制筆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寫的多是真實的，那就更好了。書分上下冊。下冊更能吸引人，因為寫得更平實而緊湊。記述張大千與畢加索見面的一章（《高峰會晤》）寫得頗精彩，使人激動。
……畢加索抱出五冊畫來，每冊有三四十幅。張大千打開畫冊，全是畢加索用毛筆水墨畫的中國畫，花鳥魚蟲，仿齊白石。張大千有點納悶。畢加索笑了：“這是我仿貴國齊白石先生的作品，請張先生指正。”
張大千先恭維了一番，后來就有點不客氣了，侃侃而談起來：“畢加索先生所習的中國畫，筆力沉勁而有拙趣，構圖新穎，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會使用中國的毛筆，墨色濃淡難分。”
畢加索用腳將椅子一勾，搬到張大千對面，坐下來專注地聽。
“中國毛筆與西方畫筆完全不同。它剛柔相濟，含水量豐，曲折如意。善使用者‘運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濃、重、淡、清。中國畫，黑白一分，自現陰陽明暗；干濕皆備，就顯蒼翠秀潤；濃淡明辨，凹凸遠近，高低上下，歷歷皆入人眼。可見要畫好中國畫，首要者要運好筆，以筆為主導，發揮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這一番運筆用墨的'道理，對略懂一點國畫的人并沒有什么新奇。然而對畢加索來說，卻是聞所未聞。沉默了一會兒，畢加索提出：“張先生，請你寫幾個中國字看看，好嗎？”
張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筆，蘸了碳素墨水，寫了三個字：“張大千。”（張大千發現畢加索用的是劣質毛筆，后來他在巴西牧場里從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筆，送給畢加索兩支。他回贈畢加索的畫，畫的是兩株墨竹—畢加索送給張大千的是一張西班牙牧神，兩株墨竹一濃一淡，一遠一近，目的就是要告訴畢加索中國畫陰陽向背的道理。）
畢加索見了張大千的字，忽然激動起來：“我最不懂的是，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跑到巴黎來學藝術！”
“在這個世界談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其次為日本，日本的藝術又源自你們中國；第三是非洲人有藝術。”畢加索說。
畢加索用手指指張大千寫的字和那五本畫冊，說：“中國畫真神奇。齊先生畫水中的魚，沒一點色。一根線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跡……有些畫看上去一無所有，卻包含著一切。連中國的字，都是藝術。”這話說得很一般，但這是畢加索說的，故值得注意。畢加索感傷地說：“中國的蘭花墨竹，是我永遠不能畫的。”這話說得很有自知之明。
“張先生，我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畢加索的話也許有點偏激，但不能說毫無道理。
畢加索說的是藝術，但是搞文學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話？
有些外國人說中國沒有文學，只能說他們無知。有些中國人也跟著說，叫人該說他們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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