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仁同志寫的《張大千傳》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如果能擠去一點水分,控制筆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寫的多是真實的,那就更好了。書分上下冊。下冊更能吸引人,因為寫得更平實而緊湊。記述張大千與畢加索見面的一章(《高峰會晤》)寫得頗精彩,使人激動。

……畢加索抱出五冊畫來,每冊有三四十幅。張大千打開畫冊,全是畢加索用毛筆水墨畫的中國畫,花鳥魚蟲,仿齊白石。張大千有點納悶。畢加索笑了:“這是我仿貴國齊白石先生的作品,請張先生指正。”
張大千先恭維了一番,后來就有點不客氣了,侃侃而談起來:“畢加索先生所習的中國畫,筆力沉勁而有拙趣,構圖新穎,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會使用中國的毛筆,墨色濃淡難分。”
畢加索用腳將椅子一勾,搬到張大千對面,坐下來專注地聽。
“中國毛筆與西方畫筆完全不同。它剛柔相濟,含水量豐,曲折如意。善使用者‘運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濃、重、淡、清。中國畫,黑白一分,自現陰陽明暗;干濕皆備,就顯蒼翠秀潤;濃淡明辨,凹凸遠近,高低上下,歷歷皆入人眼。可見要畫好中國畫,首要者要運好筆,以筆為主導,發揮墨法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這一番運筆用墨的'道理,對略懂一點國畫的人并沒有什么新奇。然而對畢加索來說,卻是聞所未聞。沉默了一會兒,畢加索提出:“張先生,請你寫幾個中國字看看,好嗎?”
張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筆,蘸了碳素墨水,寫了三個字:“張大千。”(張大千發現畢加索用的是劣質毛筆,后來他在巴西牧場里從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支筆,送給畢加索兩支。他回贈畢加索的畫,畫的是兩株墨竹—畢加索送給張大千的是一張西班牙牧神,兩株墨竹一濃一淡,一遠一近,目的就是要告訴畢加索中國畫陰陽向背的道理。)
畢加索見了張大千的字,忽然激動起來:“我最不懂的是,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跑到巴黎來學藝術!”
“在這個世界談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其次為日本,日本的藝術又源自你們中國;第三是非洲人有藝術。”畢加索說。
畢加索用手指指張大千寫的字和那五本畫冊,說:“中國畫真神奇。齊先生畫水中的魚,沒一點色。一根線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跡……有些畫看上去一無所有,卻包含著一切。連中國的字,都是藝術。”這話說得很一般,但這是畢加索說的,故值得注意。畢加索感傷地說:“中國的蘭花墨竹,是我永遠不能畫的。”這話說得很有自知之明。
“張先生,我認為你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畢加索的話也許有點偏激,但不能說毫無道理。
畢加索說的是藝術,但是搞文學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話?
有些外國人說中國沒有文學,只能說他們無知。有些中國人也跟著說,叫人該說他們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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