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在我們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們家的人，卻只在家里呆過６年，６年之后，她被大伯領走，做了人家的女兒。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親說想要他的一個孩子，父親和母親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

　　４個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兩個女孩兒兩個男孩兒，父母當然考慮是把一個女孩送出去，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我，因為那時我４歲，小一些更容易收養。但我哭我鬧，我說不要別人做我的爹媽，４歲的我已經知道和父母斗爭。父母問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說：“我去吧。”那時她只有６歲。

　　這一去，我們的命運就是天壤之別。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個小城，我去過那個小城，偏僻、貧窮、蕭條，風沙大，臟亂差，而大伯不過是個化肥廠的工人，伯母是紡織廠的女工，家庭條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時候還覺不出差異，但３０年之后，北京和那個小城簡直是不能相提并論了。

　　二姐從此離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兒，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媽媽，管自己的親生父母叫二叔二嬸。二姐走后的好長一段時間，母親總是躲在某個角落里偷偷流淚。是啊，二姐也是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她一個小孩子遠離親生父母到一個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來怎么能不讓人心疼呢。實在想得不行，母親總會隔三岔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過年過節偶爾也會回來看我們。離別，不僅僅是母親，我們兄弟妹也跟著淚水漣漣，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這個曾經的她溫暖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個貧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們還算聽話，母親在兒女雙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數漸漸少了。十幾年之后，因為工作忙加上心靈上的那種疏遠，二姐和我們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見到二姐，是她沒考上大學。大伯帶著她來北京想辦法，是復讀還是上班？

　　父母的態度很模糊，二姐是沒有北京戶口了，大哥因為有北京戶口，很輕易就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雖然二姐考的分數并不低，但在河北，卻連三流的大學也上不了。父親說：“來北京復讀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個班上吧。”母親也在一邊說：“按說，我們應該把二丫頭接到北京來讀書的，可是，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啊。如果回去后一時找不到工作，我們再一同想辦法。”雖然大伯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他還是很理解父母的難處，便說：“是啊，大家都有難處，只是怕誤了二丫頭一輩子呢！”二姐再來我們家時，已長成大姑娘了。可她的頭發黃，人瘦而黑，好像與我們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亂，總是花花綠綠的，因為新，就更顯出神態的局促來，而我們那時已經穿很時尚的牛仔褲了。母親總是無限傷感地嘆息：“唉！

　　苦命的孩子啊。如果當時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么也不會成這個樣子。同是一母所生，命運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這輩子恐怕最愧對的就是你二姐了……“母親每說起二姐，便會情不自禁地落淚。可是二姐始終說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親。她和大伯伯母一起來的時候，總給人”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好像什么也沒見過。可她對伯父伯母的愛戴和孝順很讓人感動。大伯有一次興沖沖地從外面回來，手里拿著一個頭花，他說花了５塊錢在樓下買的，二姐就喜歡得什么似的。我心里一動，長到１６歲，父親從沒有給我買過頭花什么的，他這時候已是政界要員，一天到晚嘴里掛著的全是政治。只有母親在這個時候給二姐買許多新衣服、食品之類的東西，想必是母親對女兒的最好補償吧。

　　那次之后，二姐直到結婚才又來。

　　二姐２２歲就結了婚。１９歲她參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廠上班，每天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資卻不高。后來，經人介紹，嫁給了單位的司機，她帶著那個司機、我所謂的姐夫來我家時，我已經在北京大學上大二了，當我看到她穿得花團錦簇帶著一個臟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廳時，我打了一聲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間。

　　那時我已經在聯系出國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卻嫁為人婦了。說實話，因為經歷不同、所處環境不同，二姐說話辦事、風度氣質、言談舉止與我們有天壤之別，我從心底里看不起二姐，認為她是鄉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亞，小弟在北京師范大學上大一，只有她在一家化肥廠上班，還嫁了一個看起來那么惡俗的司機。我和小弟對她的態度更加惡劣，好像二姐的到來是我們的恥辱，因此，我們動不動就給她臉色看，二姐卻顯得非常寬容，根本不與我們計較，依然把我們叫得親甜。

　　二姐不會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爐是做什么用的`，二姐不愛吃香辣蟹，讓她點菜，她只會點一個魚香肉絲，而且一直說，好吃好吃，北京的魚香肉絲比家里做的要好吃。

　　這就是我的二姐，一個已經讓我們感覺羞愧的鄉下女人。

　　幾年之后，她下了崗，孩子才５歲。大伯去世，她和伯母一起生活，二姐夫開始賭錢，兩口子經常吵架，這些都是伯母打電話來說的。而她告訴我們的是：放心吧，我在這里過得好著呢，上班一個月六百多，有根對我也好。有根是我的二姐夫。

　　大哥在澳大利亞結了婚，一個月不來一次電話，我辦了去美國的手續，小弟也說要去新加坡留學，留在父母身邊的人居然是二姐了。

　　不久，大哥在澳大利亞有了孩子，想請個人過去給他帶孩子，那時父母的身體都不太好，于是大哥打電話給二姐，請她幫忙。二姐二話沒說就去了澳大利亞，這一去就是兩年。后來大哥說，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是二妹幫了我啊！

　　但我一直覺得大家還是看不起二姐，她文化不高，又下了崗，況且說著那個小城的土話，雖然我們表面上和她也很親熱，但心里的隔閡并不是輕易就能去掉的。我去了美國、小弟去了新加坡之后，伯母也去世了，于是她來到父母身邊照顧父母。

　　偶爾我給大哥和小弟打電話，電話中大哥和小弟言語間流露出很多微詞。小弟說：“她為什么要回北京？你想想，咱爸咱媽一輩子得攢多少錢啊？她肯定有想法！”說實話，我也是這么想的，她肯定是為財產去的，她在那個小城一個月死做活做五六百元，而到了父母那里就是幾千塊啊。我們往家里打電話越業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母親打電話來說，父親不行了。

　　我們趕到家的時候才發現父親一年前就中風了，但二姐阻攔了母親不讓她告訴我們，說是會因此分心而影響我們的事業。這一年，是二姐衣不解帶地伺候父親。母親泣不成聲地說：“苦了你二姐啊，如果不是她，你爸爸怎能活到今天…

　　…“我看了一眼二姐，她又瘦了，而且頭上居然有了白發，但我轉念一想，說不定她是為財產而來的呢！

　　當母親還要夸二姐時，我心浮氣躁地說：“行了行了，這年頭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誰怎么回事？也許是為了什么目的呢！”“啪”，母親給了我一個耳光，接著說：“我早就看透了你們，你們都太自私了，只想著自己，而把別人都想得像你們一樣自私、卑鄙。你想想吧，你二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她這都是替你的！想當初，是要把你送給你大伯的啊！”我沉默了。是啊，一念之差，我和二姐的命運好像天上地下。二姐因為太老實，常常會被喝醉了酒的二姐夫毆打，兩年前他們離了婚，二姐一個人既要帶孩子還要照顧父母，而我們還這樣想她，也許是我們接觸外面的污染太多，變得太世俗了，連自己的親二姐對母親無私的愛也要與卑俗聯系在一起吧。

　　晚上，母親與我一起睡時，滿眼淚光地說：“看到你們現在一個個活得光彩照人，我越來越內疚、心疼，我對不起你二姐啊。”我輕描淡寫地說：“這都是人的命，所以，你也別多想了。”母親只顧感傷，并沒有覺察出我的冷淡。她接著說：“那天晚上我和你二姐談了一夜，想把我們的財產給她一半作為補償，因為她受的苦太多了，但你二姐居然拒絕了，她說她已經得到了最好的財產，那就是你大伯伯母的愛和父母的愛，她得到了雙份的愛，還有比這更珍貴的財產嗎…

　　…“我聽了大吃一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母親話未說完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我不由得不信，漸漸地，我的眼圈也濕了，背過身去在心里默默叫著：二姐，二姐！我誤解你了，你受苦了啊！

　　父親去世后二姐回到了北京，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母親說：“沒想到我生了４個孩子，最不疼愛的那個最后回到了我的身邊。”過年的時候我們全回了北京。大哥給二姐買了一件紅色的羽絨服，我給二姐買了一條羊絨的紅圍巾，小弟給二姐買了一條紅褲子。因為我們兄弟妹三個居然都記得：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

　　二姐收到禮物哭了。她說：“我太幸福了，怎么天下所有的愛全讓我一個人占了啊！”我們聽得熱淚盈眶，可那是對二姐深深愧疚、悔恨的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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