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林毅夫先生稱，“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窮人大多數在農村，于是城鄉差距擴大；因為城里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應用林先生和他老師舒爾茨教授所擅長的“窮人經濟學”，具體藥方則是林先生一貫秉持的“中國要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觀點。

　　我不同意林先生的看法。我并不否認勞動密集型產業能提供較多就業，有利于提高勞動力的平均價格水平，亦即提高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問題在于，這個平均收入不會超過勞動力的均衡價格，也就是說它不可能使“窮人比富人富得更快”。林先生的理論似乎在勸諭窮人：你們安心打工，做勞動者，就可以致富。這個理論，和主張“大力發展農業，讓農民安心種田，就可以縮小城鄉差別”，是一樣的荒謬。 窮人要想富得更快，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用富人的方式去掙錢。正如縮小城鄉差別的唯一途徑是大力進行城市化，讓更多農民變成非農民。同樣，如果國家真想讓窮人致富，它的政策就不應該是“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重點提升產業結構，提供更多的高收入水平的就業崗位，使得更多的普通打工者進入中等收入階層行業，乃至成為企業主。

　　這就說到了我和林先生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了——在我看來，所謂“窮人太窮”，只是一個表面現象。中國貧富分化的真正關鍵問題，乃是白領階層和高級藍領（技術工人）的就業崗位嚴重不足，造成中國遲遲不能出現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一方面是大量擁擠在勞動密集產業里的低級藍領甚至“赤膊”勞動者，另一方面是通過雇用這些普通勞動者而迅速致富的少數“白金領”甚至“鉆石領”階層。 最近幾年，白領和高級藍領崗位供給不足似乎更為嚴重。不但普通勞動者難以登上致富的階梯，連前幾年曾經“小康”了的中等收入階層，也出現了相對貧困化的跡象。坊間流傳一種說法，大學生、碩士和博士就業后的初始工資水平，已經從前幾年的3000元、5000元和7000元，下滑到1000元、2000元和3000元。與此同時，房價、醫藥和子女教育費用持續高漲，使得中產階層的生活更加困窘。

　　這幾年，對貧富分化的怨言日益高漲，我認為，這股聲音主要正是來自相對貧困化的中產階層。換言之，中國貧富分化在現階段的最關鍵問題，固然不是“富人太富”，但也并不是“窮人太窮”，而是中產階層的停滯和相對貧困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大學教育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白領和高級藍領的供給會越來越多，屆時中產階層的貧困化可能更加嚴重。 解決中產階層的停滯和相對貧困化，當然不可能按照林毅夫教授的高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恰恰相反，我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正是要把資金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逼出來，從炒賣資產的投機活動中逼出來，投入到更多創造白領和高級藍領就業的產業中去。當前可以采取的最主要措施：一是盡快消除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加賺錢”的假象；二是盡快落實廣大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以大幅度提高勞動密集產業的勞動力成本；三是盡快改革金融體系，使得大量散落的民間資金能夠自由、自發地集中起來，投向新興產業，從而極大增加中國資金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