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古代詩歌，如果不以社會形態或王朝的更迭作為階段的區分的話，按其自身的發展，大致說來，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先秦兩漢屬上古期，詩歌從發軔到成熟。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屬中古繁榮期，詩歌創作進入自覺的時代，詩人之詩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他們在臻于完善的格律形式和不同時期的風格流派中展示個性和審美追求。其中尤可稱道的是唐宋兩代所表現的燦爛輝煌，是我國古代詩歌發展的頂峰。上古期的詩歌以其鮮明的地域性和沒有姓氏的勞者之歌為其構成的主體。十五國風、楚辭，以及兩漢時期的樂府歌賦是其代表。屈原脫穎而出，不愧為我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品也仍帶著濃郁的楚文化特色。中古期的詩歌，隨著大一統國家的確立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匯合，一反其橫向的地域特征為縱向的時代風貌。魏晉風骨、盛唐氣象，或者“唐詩”、“宋詩”的不同精神，都表現了它們的時代特征。宋、金、元之交宋詩的衰落，社會對江西詩派的批判，標志著中古期的終結。進入近古期，地域的和單一的時代特征泯滅。詩人們在二千年詩歌成就面前尋找繼續發展的道路。在全方位的觀照中展現其個性和美學追求，所謂“唐詩”、“宋詩”的意趣，表現方法，技巧等等，均得以互相吸納，詩歌向縱深和普及兩個方向同時發展，人人都參與創造，百花齊放，流派紛呈且互相兼容，成為這一時期的特征。元好問的“集大成”的成就和他的理論主張切合了時代的需要，也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其影響及于整個近古時期，是近古詩歌的代表和開拓者。

一

　　元好問是文學史總要提到的詩人，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學的一小節里。在人們的印象中，他只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地區的一位詩人。這或多或少是視覺的錯位，因為文化的傳統往往并不由地緣政治所界限的。前人就很不同，他們雖也有南北的觀念，但評元好問，則總是把他融入到我國詩歌的整體發展背景中來認識他，而且評價是很高的。如元初郝經說他“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遺山先生墓銘》)。清人這類的評價更多。如李調元《雨村詩話》說：“元遺山詩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駕者寥寥。”郝經說“中規李、杜”，李調元則干脆說他“直接李、杜”，把兩宋以來眾多的詩家都棄之于后了。可知元好問雖身處北方的金，但元明以來的評論者都把他視為雄踞南北詩壇的一位詩人，地位是很高的。

　　再看看趙翼的看法，他在《甌北詩話》中先是說“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似乎略有貶義，但他接著就說：“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練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于蘇、陸。”這里又說他超過了蘇、陸。原來前面是以宋人的標準而論，后者才是他自己的詩學批評。這是一種純文學的批評。嚴羽早就說過：“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他的著名的《滄浪詩話》就是對于宋詩傾向的系統批判，反映了南宋后期人們對于江西詩風的不滿而力圖從唐詩中尋求出路的回歸意趣。趙翼贊賞元好問的詩，尤其推崇他的詩不受前人——哪怕是蘇、陸這樣的大家的范囿的精神，因麗說他的古體“雖蘇、陸亦不及”，七律“則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清人之中，倡“肌理說”的翁方綱也說：“蘇、黃之后，放翁、遺山并騁詞場，而遺山則更為高秀。”(《小石帆亭著錄》)雖然他說過“當日程學盛于南，蘇學盛于北”的話，但對于金源的詩歌，仍然放在與兩宋大一統的文化范圍中進行考察的。對于兩宋，他只提了蘇、黃和陸放翁、元遺山四人，視為最有成就的詩家，而元遺山似乎比陸放翁還高出一籌。陸游是南宋初的詩人，比元好問早了半個多世紀。他的詩仍屬于中古的兩宋。元好問則生當金元交替之時，開近古之先河，所以可說是我國古代詩歌在批判了江西詩風，宣告中古時期的終結以后的后期詩史首先突現的一座高峰，不僅在當時“能并駕者寥寥”，而且后繼者也鮮有超過他的。

　　這一高峰的突兀而起，自有其詩人的天才和豐富的人生經歷——由金朝內廷的官吏而淪為元人的俘虜，由京城而流落異鄉，也有風云際會的時代因素，正如趙翼對他的詩作評時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的一種機遇。但更重要的，應該說是由南宋后期由南北共同的對于江西詩派以至整個宋詩傾向的批判檢討而形成的詩歌革新運動在推動著，造就了這樣一位杰出詩人的出現。

　　宋金對峙，金戈鐵馬，中國再次出現了南北朝局面。但文學藝術仍然在同一個民族文化背景中運動著。雖然有如翁方綱所說的南北差異，但也只足過程的不同而無質的差別。南方熱衷于理學的思考，反映了讀書人對于兩宋積弱不振的國勢的反思以及對于臣忠子孝的期待；“蘇學盛于北”，似乎又相反地表現了北方的士人身處異朝，對于綱常的難言的韜晦而寄情于詩學的現象，而且同樣對宋詩的末流也不滿。北方對于江西詩派的追根溯源的批評以王若虛和元好問二人最為突出。王若虛批評黃庭堅的“脫胎換骨”論為江西詩派流風之源，說：“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他認為使詩人失去“自得”的“真”情的，正是源于其倡導者對于詩歌創作的偏頗認識。他甚至諷刺說：“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余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后，始是江西不幸時。”(《論詩四絕句》)江西詩派后學的狂熱追求，終于把宋詩推向了一個艱澀古硬，講求形式技巧，掉書袋的狹隘道路。王若虛認為黃庭堅的主張里已預伏了其不幸的根源。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中也有多首縱論蘇、黃及江西詩派的得失，如“只知詩到蘇、黃盡，江海橫流卻是誰?”“論詩寧向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等。對于江西詩派代表陳師道的閉門造車式的創作，他諷刺說：“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江西詩派在王若虛、元好問的時代，已經走到了它的窮途末路。在南方，對江西詩派的不滿最早是由創作中表現出來的，永嘉四靈就是開其端的表現。到嚴羽和江湖派時已形成強勁的勢力。嚴羽《滄浪詩話》的系統批評可說盡人皆知。江湖派代表之一的戴復古也提出了與江西詩派相反的口號。他也有《論詩十絕》說：“陶寫性情為我事，流連光景等兒嬉。錦囊言語雖奇絕，不是人間有用詩。”可知12世紀末葉的南北詩歌運動，是在同一母體中萌動著，并已匯成一個共同的反宋詩末流的時代思潮。嚴羽的理論批評已盡人皆知，但不要忘了北方詩人的參與，而且在創作上作出典范式貢獻的，尤應首推元好問。

　　宋詩衰落，詩人面對詩歌應該怎樣繼續發展的困惑，這是比宋人面對唐人的成就更為艱難的問題。早先，已故文學史家劉大杰在談到唐詩以后詩歌發展面對的問題時說過：“詩做到宋朝，經過長期與無數詩人的努力，在那幾種形式里，是什么話也說完了，什么景也寫完了，任你如何聰明智慧，想要造出驚人的語言來，實在是難而又難。”(《中國文學發展史》)但宋人還是作出了成績，至少，他們“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長了，疏鑿了，河流加深了”，并且體現了兩代詩人“體格性分之殊”(錢鐘書《宋詩選注序》)，后人不妨繼續疏鑿、延長、加深，但前面已不是一片廣闊的天地。實際宋人的疏鑿，固然使河流加深了，延長了，但河道卻越來越狹窄了，走到了一個艱澀古硬的境地。江西派詩的末流就是一個明證。當時的'大多數詩人意圖從唐詩的學習中尋求一條出路。或者，由于大唐強盛國勢和詩歌的恢宏壯麗，仍然是許多詩人向往的境界。四靈詩人學晚唐，而繼后的大多數江湖詩人提倡性情，規摹盛唐，一時蔚然成風，出現了如戴復古所說的：“舉世紛紛吟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的熱勢頭。嚴羽是這一思潮的代表，為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論述說：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元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滄浪詩話詩辨》)

　　他還批評宋詩“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詈罵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同上)嚴羽以禪喻詩，推崇盛唐而貶斥宋詩，卻也代表了當時趨向回歸的意識。許多詩人規摹盛唐，尤以李白和杜甫為典范來學習，在沖出了江西詩風籠罩的氛圍后，確也令人一新耳目，也寫出了許多好詩。這時，當嚴羽等標舉盛唐，批評江西詩派的時候，北方的詩人也從“借才異代”中走出來，與宋詩分道揚鑣。他們身處不同的地域，卻在同一條詩歌發展的長河中推動著潮流。他們有所見略同的膽識，也有不同的歧異。因為在嚴羽的理論中，存在著終極的自身否定的危機。他說：“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這是一條以古為準繩的復古主義道路，這必然將走向限制詩人的創造性的誤區。元好問不同，他走了一條“集大成”的道路，即從前人所有經驗的總結中，推陳出新。這從他早年創作的《論詩三十首》中已體現出來了。他的主張顯示了古典詩歌發展的新方向，也體現了近古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