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周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并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后，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歷，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歷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歷了一十八年。臺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于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

　　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里面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不用說也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雅化了。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仿佛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走。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當機獨斷”，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